外交史上流傳一句話，“弱國無外交”，19世紀的清朝，正是這樣一個在外交上幾無說話權的政府。打敗仗，舉國上下要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割地、賠款、喪失各種主權；而打勝仗，竟然也要為敗戰一方埋單，簽訂不平等條約，同樣失去土地、金錢、主權和更重要的尊嚴。喪權辱國失尊嚴，這是晚清外交留給我國後人最沉重的悲哀。不過，最難能可貴的是，在外交如此弱勢的朝代，也有一些愛國者無畏強權，堅持抗戰，左宗棠便是其中極具代表性的一位。

    左宗棠在外交問題上的態度和言論，總結起來就是不言和、不妥協，驅除外侮，張我國威。這一思想，早在他少年讀史時期就已經生根萌芽，並在作為一個教書匠的時候，就對鴉片戰爭清廷的投降行徑進行了痛批。“和戎自昔非長算，為爾豺狼不可馴。”左宗棠看到英國等列強的胃口是不會止於一次和戰的，反而，清廷的示弱，會讓他們的狼子野心更加狂妄。因此，麵對在鴉片戰爭中清廷和投降言和派的言行，麵對自己的建議和陳理不被采納，麵對愛國抗戰將士問罪被貶，左宗棠痛心疾首，大呼“時事竟已至此，夢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

    確實古今所未有，清朝適時正走下坡路，內憂外患、世界變局是國人所不能料想的。但是深諳軍事，對“海國故事”稍有研究的左宗棠已經清晰地預見，“夷務屈辱至極，恐將更有不堪者”。因此，他一次又一次地針對時局提出上下一心，誓死抗戰，抵禦外侮的建議，卻無一例外失望一次甚於一次。清廷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樣對待侵略者抱以堅定的禦侮態度，諸多朝廷大臣更不像他建議的那樣團結一心忠純護國。不管是清廷還是臣子，大都可謂各有私心，害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更大的損失而不敢義正詞嚴在談判桌上斥責侵略者的暴行，相反卻寄希望於侵略者就此罷休。後來以鎮壓太平軍著名的曾國藩對此發表看法，稱“但使夷人從此永不犯邊，四海宴然安堵，則以大事小，樂天之道，孰不以為上策”，頗可以代表當時占大多數的投降派的心聲。

    誰都不想國破家亡，利益受損，然而這番言論，寧肯屈辱求和，也不敢伸張正義，還自欺欺人以為求和可換得太平，因此為上策，真是可笑又可悲。更可笑可悲的是，當英法聯軍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時候，曾國藩還是不主張抗戰，對於左宗棠請求上京勤王的要求，曾國藩虛與委蛇，故意拖耗時間，直等到清廷再次派人議和，曾國藩不悲反喜，以為如此一來他就可以一心一意對付太平軍，因此視議和為“至幸”之事。屈於外侮，卻熱衷於平定同胞內亂，曾國藩日後為人所詬病者，以此為重。與曾國藩同調者，李鴻章也為其一，他們同為當時朝廷重臣，出此言論，而不顧國體與民族尊嚴，左宗棠無能為力，隻好感歎“辱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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