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鴉片戰爭議和之後，“借師助剿”這個議題便被呈上案麵。投降派和清廷認為列強在和約簽訂之後遵約行事，果真換得太平，因此值得信賴，可以借助他們的力量平定太平軍為首的內亂。古語有曰，家務事不宜外人插手，然而清廷幾經爭論卻決定借外力以鎮亂，並辯解為“上海為通商要地，自宜中外同為保衛”。此外，對於助剿之外師，清廷還打算酌量酬謝，“以資聯絡”。荒謬怯懦至極，直讓後人咬牙切齒。而左宗棠後來為人所詬病者，其中較大的方麵也源於此。然而世人所不知，他此時為浙江巡撫，對於清廷的命令不能不尊，但是依然上書建言，“主弱客強，終非長久之計”，並已預見“自古外夷之助中國，成功之後，每多意外要求”，希望當局者能夠引起警惕，能夠對洋軍要進行限製裁禁。因此，他多次要求裁減、遣散洋軍，以為不必借助其力自可平亂。
果不其然，侵略中華者在取得既得利益之後，很快就得寸進尺，在《天津條約》規定的10年後修約之日即將到來之際，要求從中國攫取更大的關稅與通商利益。對此，清廷就修約事項征詢各地督撫意見，左宗棠就外交禮節、開建新工業和宗教文化差異問題等憤而提出6個問題：“請覲”、“遣使”、“銅錢、鐵路”、“內地設行棧、內河駛輪船”、“販鹽挖煤”、“開拓傳教”等。
在外交禮節上，左宗棠認為清廷不必拘泥於三跪九拜的儀式，因為來覲見者並非清廷屬國，其國子民參拜其國君也不用跪拜，因此提出不必強人所難，而當隨其民俗的建議。友好國互相遣使本是外交的尋常手段，然而對於受挾遣使西方諸國，朝政者視之為恥辱。喪權辱國不為侮，遣使他國卻以為恥的思想，正像韓愈當年所說的“恥以為師”的道理一樣。清廷向以天朝自傲，閉關鎖國，由是兩耳不聞外國事，以為夷狄野蠻、技為淫巧而不足以學習者，因此遣使西學就是屈尊之辱，正如外來請覲不行三跪九拜大禮則為無禮，有損大國容顏一樣。寧損實務利益，置人民於水火之中不顧而徒究虛有其表者，豈不可悲乎？左宗棠多年憂從中來，以為當侵略者已經逼上家門口時，就要先放下這些虛表的東西，而以實務強國富民。學實務，驅除外侮，最好的辦法就是借此機會派遣精於通商而又精通外語者到諸國考察，以探其虛實，而後學成歸國，以其道還治其身，使其不敢再在中華大地上撒野。至於侵華諸國想借此機會幹涉清廷內政，進行外交訛詐的叵測居心，我們則可以將計就計，反其道而行之，不為其所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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