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完左宗棠的一生，恐怕無人不深為其頗負傳奇色彩的人生所折服和慨歎。他的經曆，前半生其實並無多大建樹，如果不是後來入湘幕為賓，而若真如他自己所說的“長以為農沒世”，那麽，他所能留下的，或許隻有一些水利、種植類的農書，以及儒學研究心得而已。或可成一代大儒和農學家，但也隻是湮沒在許多大儒或農學家之中，而不至於享譽世界，震驚中外近代史。他的最大成就，無疑是收複遼闊的新疆大地，但在軍事上所能取得的成就，根基還在於他的愛國愛民之心。“為政先求利民，愛國心懷天下”，國強民富，政通人和，齊家平天下，這是他作為一代“漢儒”從始至終的追求和理想。因此，對於左宗棠的綜合評價，我們先從他的政治思想說起。
古代儒生讀書科考求功名，初願無非是通過做官從政實現自身報國為民的宏願。讀書不為名，則不會參加科舉考試；做官不為民，斷不會心懷天下。左宗棠雖然後來教育自己的孩子不要為了功名利祿而讀書，但那是他在戎馬一生之後才醒悟過來的警言，而且，左宗棠所說不為功名，非為排除功名，而是不以功名為重。左宗棠後來也不讓自己的孩子為官，同樣是因為宦海官場數十年，目睹其腐敗混濁，不想讓自家孩子蹚上這渾水之故。而在他自己青少年時期，卻是熱衷功名與官場的，不然他也不會多次參加科舉，更三番會試了。而他獲取功名和官職的目的，則為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抱負。
世事悠悠袖手看，誰將儒術策治安？
國無苛政貧猶賴，民有饑心撫亦難。
天下軍儲勞聖慮，升平弦管集諸官。
青衫不解談時務，漫卷詩書一浩歎。
他從小在接觸傳統儒學的同時，更醉心於經世致用之學，以“儒術策治安”便成為他政治思想的根基。所以有“治安”一說，自然是源於左宗棠所處的世紀交替、朝政不明的社會混濁現狀。有人主張以暴抗暴，如白蓮教、天地會、太平軍等農民起義，而儒學向來主張以“仁義禮智信”五常治國。麵對內憂外患的動蕩之世，左宗棠年少的心就已經滿是憂慮。
範仲淹語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左宗棠世代耕讀，對此再熟悉不過了。因此，身處亂世，心懷天下，成了左宗棠自幼而終的一種自覺性行為。他看不慣亂世的種種昏暗，看不慣朝政無能、庸昏當政的政局，更忍耐不得人們因此所受盡的種種苦難。一邊麵臨“更憶荊沅南北路，荒村四載斷炊煙”的內憂，一邊又要應對“南海明珠望已虛”，“五嶺關防未要疏”的外患，左宗棠深深為處在這個時代的黎民百姓所擔憂。不僅如此，民之憂亦即國之憂，民不堪其苦，則國之病久矣，左宗棠更替國祚命運所憂慮。
報國空慚書劍在，一時鄉思入朝饑。
賈生空有乾坤淚，鄭繁元非令仆才。
洛下衣冠人易老，西山猿鶴我重來。
清時台輔無遺策，可是關心獨草菜？
時不我待，偏偏又天不我眷，左宗棠隻好背負著一身才識，心懷天下之憂，作成此《燕台雜感》自歎憐惜。然而，從中我們卻可以看出左宗棠迫切希望從政，一改昏庸，還政清明，除弊禦侮的心願。“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左宗棠從政無門，隻能以憂懷天下之心，從古之聖賢和經世之學中尋求另一種“參政”的途徑，期冀以書生之言，博得有誌之士賞識，或為采用。這在之後晚清首遇鴉片戰爭時，左宗棠頻仍著說，四處發揚自己的建議之中更可體現其雖為貧儒，卻一如心憂天下的拳拳愛國之心。
隻是，左宗棠直到不惑之年之後，才有機會直接參政，雖則仍然借以駱秉章之名才得以實行。而這，更為左宗棠形成“民生為務”的政治思想作了催化劑。因為多年熟睹腐政和民生疾苦，左宗棠認為參政應“先求利民”，這與孟子“民貴君輕”的思想如出一轍。“皇上勤求民瘼，澄敘官方，在位諸臣當何如賢良自勵，以勉圖報稱也哉！”左宗棠的政治理想，就是為君者勤政為民，為官者賢良自勵，而後有循吏良政，民生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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