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民生安康？在以農為本的農業社會裏，水利、農桑、辦荒政等，就是良政利民的命理所在。左宗棠認為：“國以農為本，民以食為天。是故王道之始，必致力於農田；而歲功之成，尤資夫水利。”而水利之興，又必須“因地之利而利之”，也就是現在所說的因地製宜，不能盲目開溝建壩，以勞民傷財，不利民反“厲民”。
水利興，農桑盛。“農桑者天下托命之具，大利之原，而國家無盡之藏也。是故善養民者，不必損己以益民，而民自益；善富國者，不必窮民以富國而國自富。”左宗棠將農政興盛與否與國運盛衰相關聯，指出農桑是國富民豐的根本保障。
而在荒政辦理上，左宗棠希望多行開倉賑災之舉。常平倉和義倉，是左宗棠力推的兩種賑濟辦法。所謂常平倉，是由官家主持，以高價買入、低價賣出糧穀給平民的一種賑災糧倉；而義倉者，則是由裏社民眾自願於糧穀豐滿時捐貯，災至民饑時開倉賑濟的民倉。一個是官方出力，一個民眾自理，左宗棠認為兩者並舉，方可辦好荒政。
心有所想，力行之。左宗棠後來行軍所到之處，無不以興水利、事農桑、辦荒政為先要。比如，在擔任閩浙總督時，浙江“善後之政”居東南省份之首，則是農桑治理之功。又如，任職陝甘總督之際，推廣區田法，大興水利，開源提產，深得民眾讚賞。還有，左宗棠行軍西藏，“首以屯田為務”，“廣開溝洫”，不僅組織將士在戰事閑餘荷鋤耕種，更給貧民發放糧種和農具，以助其生產溫飽。
諸如以上所有，左宗棠隻為民求利，因為他相信，“為政先求利民，民既利矣，國必與焉”。民利國富，自然政通人和，太平安康。然而，世事果然如此簡單，世道如此平易嗎？非也，這不過是左宗棠心中最美好的願望，以及他在自己所轄域內作出的最大努力而已。放眼當世，舉國上下，如此“偏安一隅”者幾何？是為地利無有？亦非也，實乃吏治問題。
左宗棠從來痛恨腐吏，包括貪、庸、懶和無能者。為此，左宗棠曾痛書陳疾，摘錄如下：
一經得官，即可兼權子母。入仕之始，即懷苟利之心，取息稍豐，又可為捐升之本。而且委署必計年限，更換多因調劑。其作官也，伊若經商；其視官也，一如傳舍。
又：
吏治不修，官司不知教養為何事，治本之策已亡；官司不知政刑為何事，治標之策複失。
如此般賣官買官和吏治不修的現象，讓左宗棠下了大決心要徹底整頓一番吏治。不過有趣的是，當年左宗棠也是用金錢買來的監生，這才取得了等同秀才的資格，考取舉人。雖然監生不是官，但與買官當的行當其實並不區別。如果左宗棠當時籌得足夠的資金，他會不會考慮直接買個滿意的官職呢？按他自傲的性子，或者不會；但若求官心切，誰又能保證呢？或許在左宗棠自己看來，像他這樣德才兼備又具實學之能之士，買官亦未嚐不好。左宗棠所在乎的，根本在於買官者有沒有當官的能力，為官的目的是否為民，有無良好品行諸類。若以利己損民，則為腐官，被左宗棠視為重點整治的對象。
“為治之道，興利不如除弊，任法不如用人”，左宗棠獨具自己的一套吏治看法。用人先要察人，他到任一處，即加緊對當地官吏的言行舉止和政績進行存記，隔一段時間逐一訪察，對於那些昏聵無能、奸詐狡猾、“庸劣不職”、“不堪造就”的官吏進行革職查辦，而嘉獎提拔那些“廉幹樸勤”“守潔才長”、聲名顯著、功績卓然的官吏，以正吏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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