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軍企以自強，興民企則為求富。左宗棠第一次踐行民企求富理想從建立蘭州織呢局開始。歲值1877年，左宗棠正在新疆全麵部署和進攻南疆，但他仍然關心蘭州建設民眾企業的事情，開始籌建蘭州織呢局。按他的設想，如果蘭州能夠以機器織呢，不僅能夠自暖，更能夠銷售他省，乃至海外，從而獲得不錯的經濟收入。民富，城富，國富，還能開先河，引領他省各地爭相效仿，如此一來，就能提高紡織的生產力，從而杜絕洋人在此項目上對中國的傾銷。因此，左宗棠對於蘭州織呢局的開設非常重視。
是年冬，負責掌管蘭州機器局的賴長給左宗棠送來一段用他自製的水輪機織成的呢片。左宗棠以為“竟與洋絨相似，質薄而細，甚耐穿著，較之本地所織褐子，美觀多矣”。得到左宗棠的認可，賴長就跟他講出自己的想法，他希望“購辦織呢織布火機全付，到蘭仿製，為邊方開此一利”。左宗棠對此也深表讚同。於是，左宗棠要在蘭州開織呢局，用機器紡織的消息就傳遍國內，《申報》稱之曰“如能以羊毛織呢，一如外國所產者，未始非利民之善舉也”。
左宗棠等人之所以要大力嚐試機器紡織，而舉國上下都翹首以盼蘭州織呢局的成功開設，就在於當時西方紡織品的大量傾銷國內。作為與人們貼身相近的衣物，尤其是機器織布在鴉片戰爭後大量湧進中國內地市場，以比人工紡織的土布低廉許多的價格進行傾銷，以致出現如鄭觀應所說“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八九”的情況。如此一來，洋人與我爭利，勢必眼中擠壓國內土布的市場，令許多從事手工紡織的女工失業，人們生活更加困難，國家稅收也相應減少。就單英國而言，我國從19世紀40年代開始向其進口棉紡織品總值即達千萬兩以上，而到了60年代最高可達三千萬兩，90年代則為五千餘萬兩。也就是說，是時國人身上所衣，十之八九就是洋布。
洋布、洋紗、洋花邊、洋巾入中國，而女紅失業。煤油、洋燭、洋電燈入中國，而東南數省之柏樹皆棄為不材。洋鐵、洋針、洋釘入中國，而業冶者多無事投閑。外國用機製，故工糸致而價廉，且成功亦易。中國用人工，故工笨而價費，且成功亦難。華民生計皆為所奪矣！
……
方今之時，坐視土布失業，固有所不同，欲禁洋布不至，亦有所不能，於無可如何之中，籌一暗收利權之策，則莫如加洋布稅，設洋布廠。
鄭觀應發出悲歎和警告，並倡議清廷增加洋布稅，以反對洋人在我國的傾銷行為，同時國內設立洋布廠，以利民利國。正是在這種洋與我爭利，我國手工業者多已失業的經濟背景下，左宗棠毅然決定開創機器紡織的先鋒，以求帶動有誌之士紛紛投入開廠利民的行列。因為蘭州地區盛產羊毛、駝毛等原料，用此盛產織呢可以減少運輸、原料、人工等成本。而且，左宗棠早前就在蘭州設立機器總局，局裏聚集了一大批能工巧匠，剛好可以為新開的織呢局服務。於是，在全麵考慮下，左宗棠選擇在蘭州建廠、投產。很快，在左宗棠的帶動下，上海機器織布局（後來的華盛紡織總廠），湖北織布局、紡紗局等紡織企業紛紛成立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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