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陶家坐館以來，左宗棠的生活漸漸沒有以前那麽拮據難堪了。也可以說，左宗棠從此時開始，才真正地獨立起來，逐漸能夠負擔起一個家庭的責任。而他的經濟來源，就靠陶家給的每年兩百金的酬金。這是一筆豐厚的酬勞，它讓左宗棠除了一家大小正常開銷外，可以在短短的三四年間便買到鄉下70畝的田地。可見，對於左宗棠，陶澎也是有意“曲線”扶助的。
陶澎做總督十幾年，每年俸祿便達兩萬兩銀以上，可是當後來因為太平軍起義，清軍需要向大戶人家募捐軍資的時候，才發現陶家最後留下的資產僅有五萬兩銀，核算起來就是兩年的俸祿，這讓大家都唏噓不已。雖然五萬兩銀也算是一個富戶，但那是留給孤兒寡母幾十年賴以生存的資本。而且，當時也有語雲“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那麽陶澎做了十幾年總督，怎麽也有數十上百萬銀兩才對。原來，陶澎的大部分資產，早已在為官的數十年間捐出去了。他是一個清官。這件事，給左宗棠很深的感受，他效法陶澎，當坐上高官之位時，也把除去日常開銷之外的錢財捐出去大部分，還下遺書說四個兒子每人最後隻能繼承不超過五千兩銀子。因此，當左宗棠去世後清算其遺產時，發現他留下的財產還遠比陶澎少。
這是一段閑話，但卻反映了左宗棠和陶澎的為官處世之道，證明他們為官不是僅為個人的功名利祿，而是真心為國，誠心為民。而這一份心意，早在他坐館陶家之時、移居柳莊之前有更生動的表現。
1840年，眾所周知英國對我國發動了鴉片戰爭，這也是我國近代的開端。左宗棠雖然本職教書，但是對於窗外的事情，他也不能兩耳不聞。相反，因為早年已經開始關注時事，並且通曉國家地理、軍事諸事，還研習了外交，因此，當鴉片戰爭到來之時，左宗棠就為此在與賀熙齡的通信中提出自己詳盡的看法。他認為，對於英國的侵略性行為不能退讓，認為“和戎自昔非長算”。更何況，英國近年來大量向中國輸入鴉片，毒害的不僅是中國人的身體，更是他們的精神和思想，鴉片之毒不除，則禍國殃民之日不遠。左宗棠為此深深擔憂。
本來，林則徐於1839年虎門銷煙之時，大家都興奮不已，以為轉機將要到來了。誰不料，英國卻借此機會為進攻的借口，派了幾條軍艦自南北上，抵達天津，直挾京畿，把道光皇帝和滿朝權貴都嚇傻了。道光皇帝馬上命令大臣琦善前往和談，英國同意撤出軍艦，但卻要清廷查辦林則徐和鄧廷楨。清廷礙於英國的堅船利炮，天真地以為隻要查辦幾名官員就可以平息這一場戰爭，於是把林則徐和鄧廷楨扣以“誤國病民”的罪狀發配邊疆，而琦善接任兩廣總督，繼續與英國人交談。這樣一來，英方成功掃清了強敵，把琦善和道光皇帝玩弄於股掌之間。不久後，英方索要中國香港，還占領了一些沿海地方，由此開創了列強瓜分中國的序幕。
左宗棠聽聞這些事態後焦急萬分，他連連寫信給老師賀熙齡，道出了自己的抗戰之法，分別為六篇策略———《料敵》《定策》《海屯》《器械》《用間》和《善後》。從策略的題目我們就已經很清晰地看到，左宗棠的對策十分詳盡，從一開始的了解敵方，力求做到“知己知彼”，到根據所掌握情況製定策略，然後根據敵方的中堅力量所在，發展海軍，準備先進器械，使用探子刺探消息、離間敵人，最後再布置萬無一失的後備、陳善工作。具體措施還有，建設碉堡，以俟觀察、抵禦和攻擊；勤練精兵，製造槍炮，以彼之道還治彼身；團結海民，嚴陣以待，用民心和時間去消耗敵軍鬥誌和糧草補給，等等。左宗棠以滿腔的熱情和激憤揮舞下這一條條策略，仿佛這筆墨就是他的武器，紙張就是戰場，他寫得大汗淋漓，以期老師能夠想辦法把這些策略傳達給道光皇帝或者僅是如林則徐這樣的有為官吏也行。可是，他的熱情和激憤終將隻能化為烏有，賀熙齡作為一個退休的老者，也隻能看著良策無以為助。連林則徐這樣的有能之士都被發配邊疆了，朝廷又怎會聽信一個鄉村教師和退休老人的善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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