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義這種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的主流倫理思想，在中國近代以來的傳播和應用，與中國社會現代化的曆史選擇密切相關。但是，由於文化傳統和製度設計的差異，國人對於西方功利主義往往呈現出明顯的矛盾心態：一會“趨之若鶩”“慕之若膻”；一會“避之若厲”、視作洪水猛獸。

    一、功利主義思維的源流沿革

    功利主義是近現代西方思潮中一種重要的倫理思想，起源於17世紀英國經驗論者霍布斯、洛克和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愛爾維修、霍爾巴赫等人的倫理思想。這種思想與享樂主義、感覺主義密切聯係。19世紀英國思想家邊沁和密爾總結以往這一方麵的思想，建立起係統的功利主義思想體係。

    邊沁是一位博學的思想家，他既是一位哲學家，同時還是一位經濟學家和法學家，曾任律師。1789年因發表了《道德和立法原則導論》一書而負盛名。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中，稱邊沁是“資產階級蠢才中的一個天才”。

    邊沁繼承了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愛爾維修的功利理論，從自然人性論出發，認為人是自然的產物，人的本性是追求感官的快樂，逃避感官的痛苦，因而人都處於苦和樂這兩個最高主宰的控製之下。苦樂既是道德的來源，又是道德善惡的標準，而且它可以被計算。據此，他把商人、市儈作為標準的人，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看作是一種赤裸裸的相互利用互相剝削的關係。“我們第一次在邊沁的學說裏看到：一切現存的關係都完全從屬於功利關係，而這種關係被無條件地推崇為其他一切關係的唯一內容”。邊沁繼承了享樂主義，批判了禁欲主義道德論和情感道德論，主張追求快樂是善，反之則是惡。他把快樂分為由感覺引起的快樂、財富引起的快樂和權力引起的快樂等十幾種，痛苦也分由感覺引起的、窮乏引起、仇恨引起的等十幾種。在《快樂和痛苦的計算》中，他提出苦樂無質的區別，隻有量的不同，而且苦樂的量可以進行精密的對比和計算。他編製了一個“快樂和痛苦的等級表”。該表一方麵可以根據苦樂自身的強度、持續性、確實程度和遠近計算；另一方麵，也可根據苦樂是否純粹和對他人的影響程度計算。邊沁計算的結果是：人們應當追求最持久、最確實、最迫切，而且又是最廣泛和最純粹的快樂。他指出，幸福就是趨樂避苦求得最大快樂，功利的原則應當是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快樂和人類幸福的基礎在於利益。他認為，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是同一的，社會利益是個人利益的總和，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目的，無非是為了求得個人的更大利益，這種對人類幸福的追求，無非是一種“文明的利己主義”。他強調“個人利益是唯一現實的利益”，社會利益隻不過是一種抽象。

    功利主義的“最大幸福”原則，不僅被現代資產階級思想家所普遍繼承和宣揚，而且市民社會的普遍成員都在行為上為這一理論躬行履踐。

    二、功利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中國社會近代以來，隨著中西交流對外交往的發展，西方文明對於中國的征服迅速蔓延。用功利主義思想解決問題是一種重要的方案和出路。思想界出現了許多介紹和宣揚功利主義的代表人物。譬如王韜一方麵呼籲人們把學習西方近代文化“視為急務，勿作虛文”，另一方麵則提出：“誘之以利祿，激之以功名，以天下之大，人材之眾，豈無殊尤之資出類拔萃者哉？”李鴻章為了引發知識分子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的熱情，以科舉功名為招徠術，建議“專設一科取士”，讓天下“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而嚴複高於儕輩之處，就在於他深諳當時人們的功利心態，通過《原富》《天演論》等譯著，宣傳了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指出隻有向西方學習才是有利無害的選擇，才能使中華民族避免重演“美洲之紅人，澳洲之黑種”遭受殖民奴役的曆史悲劇。在這種背景之下，人們一會兒“避西學若厲”，一會兒“慕西學若膻”。於是，在輸入的西方文化中，歐洲大陸思辨理論被輕視，注重實際功效的英國經驗論傳統和實證主義學說，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廣為流行。這些在不同程度上表明了近代中國人在麵臨民族危機時表現出的功利傾向。

    與此同時，隨著封建自然經濟的解體和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一些思想家開始在意識形態領域介紹和宣傳西方近代功利主義學說，以期為發展資本主義確立新的價值觀念。最先的係統介紹首見於嚴複筆下。他在翻譯《原富》的過程中，對亞當·斯密從經濟學角度提出的功利主義思想進行了宣傳和發揮，其見解大致表現如下：

    首先是論證個人“自營”和追求享受的正當性。康有為曾認為在人性論上“皆告子是而孟子非”，人性作為一種無所謂善惡的本然狀態，具體就表現於人的各種需求和欲望上，因而趨利避害和各種營利衝動是無可非議的。與這種帶有托古色彩的議論不同，嚴複是從生產與消費關係的原理上，來論證人們追求財富和享受的傾向是完全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他說：民之所以勤動者，“為利進耳，使靡所利，誰則為之？”隨著生產勞動而出現的財富積累，必然會促進人們對享受的追求。“今使一國之民，舉孜孜於求富。既富矣，又不願為享用之隆，則亦敝民而已。況無享用則物產豐盈之後，民將縵然止足，而所以礪其求益之情不亦廢乎？”因此他明確表示：“功利何足病”，“舍自營無以為存”。

    其次，社會利益基於個人利益。嚴複依據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反對赫胥黎的先驗道德論，認為人們是出於滿足各自需求的利己心，“才由散入群”，而組成社會群體。所謂“善相感通之德”產生於物競天擇之後。因此，嚴複接受了亞當·斯密的著名觀點，即每個人在從事經濟活動時隻考慮追求個人的最大利益，並沒有幫助別人和增進社會公共利益的動機，隻是經過競爭原則的自然平衡和調解，才產生彼此間的協作和幫助，消除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的對立。“蓋真利者公利，公私固不兩立也”。嚴複認為這種“開明自營”的見解“實能窺天道之全”，“為近世最有功生民之說”。雖然他認為“明兩利為利，獨利為不利”，“蓋未有不自損而能損人者，亦未有徒益人而無益於己者”。但是從根本上說，嚴複仍是主張“積私以為公”，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同等重要，顧及他人需求和社會公利必須以不損己為前提，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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