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論證義、利的統一性。嚴複讚同斯密將道德與利益相聯係，從社會的經濟關係和經濟利益中尋找道德依據的思想，反對以義駕馭利的見解，指出“其用意至美，然而於化於道皆淺”。因為在營利和追求財富方麵，“實且以多為貴而後其國之文物聲明可以日盛，民生樂而教化行也。夫求財所以足用，生民之品量與夫相生相養之事，有必財而後能盡其美善者”。因此，必須在義以利為基礎的前提下謀求兩者的統一。

    與嚴複差不多同時，梁啟超發表了《樂利主義泰鬥邊沁之學說》一文，較全麵地介紹了“為近世歐洲開一新天地”的英國功利主義思想家邊沁的學說，並試圖用穆勒等人的觀點加以補充修正。

    梁啟超在文章中首先敘述了邊沁認為人的天性在於趨樂避苦，以及一切善惡均以個人幸福為標準的“最大幸福原理”。並引申說：“謂人道以苦為目的，世界以害為究竟，雖愚悖猶知其不可為也。人既生而有求樂求利之性質，則雖極力克之害之，終不得避。”但是他認為，邊沁從純粹享樂主義出發籠統地反對一切“窒欲”顯得“不無太過”。他指出，人類作為具有精神生活的高等動物，“於普遍快樂之外，常有所謂特別高尚之快樂者”。如果二者不可兼得，就應當克製並舍棄普通快樂，而追求高尚的快樂。

    梁啟超認為，邊沁在強調立法者的職責在於保護以苦樂為善惡標準時，“所重者仍在量而不在質。彼意以為，苟其樂之量強弱長短相等，則最粗之小兒玩具與最優美之詩歌無所擇”。這一偏頗為另一著名的功利主義思想家約翰·穆勒所糾正。後者提倡適度的快樂，認為應當從數量與質量兩方麵“別擇苦樂”“不徒較其多少，又當較其高卑”。不過在判別這種“高卑”的方法上，梁啟超指出，穆勒主張以外部輿論的裁定過渡到心理聯想的見解，實際上與邊沁的聯想原理相似，“不外邊氏所謂感情說中常識之一種”。

    對於邊沁認為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常相和合，是一非二”的見解，梁啟超認為，由於在現實中這兩種利益常常處於衝突狀態，邊沁主張個人營利求樂的目的與遵循道德是統一的這一觀點便難以成立。對此，後來的功利主義學者“不得不稍變其說以彌縫之”。梁啟超認為日本學者加藤弘之在《道德法律進化之理》中將愛己心分為“純粹的愛己心，與變相的愛己心即愛他心”的見解“實可以為邊沁一大聲援”。“蓋因人人求自樂，則不得不生出感情的愛他心，因人人求自利，則不得不生出智略的愛他心，而有此兩種愛他心，遂足以鏈結公利私利兩者而不至相離”。這實際上，是亞當·斯密理論的翻版而已。

    在西方功利主義思想的熏陶下，梁啟超斷然宣稱：“故人而無利己之思想者，則必放棄其權利，馳擲其責任，而終至於無以自立。彼芸芸萬類，平等競存於天演界中，其能利益己者必優而勝，其不勝利己者必劣而敗，此實有生之公例矣。”他將利己主義主張每個人以追求個人最大幸福和利益為終極目的的見解比附為功利主義，並將這種思想提升到攸關存亡的高度。他認為先秦時代楊朱利己主義的“為我”之教，與近代功利學說有吻合之處，它有助於增進人群發達和國民文明。“故今日不獨發明墨翟之學足以救中國，即發明楊朱之學亦足以救中國”。

    康有為、嚴複、梁啟超等人對功利主義思想的介紹和宣傳，無疑反映了一種要求迅速發展資本主義的迫切期望和信心。但是他們不無幼稚地認為資本主義能夠協調和融洽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能夠保證每一個人都有相同的發展機會，並且把資產階級的個性作為衡量人類本性的標尺，試圖使之成為適用於所有時代和社會的普遍準則。他們將人們行為的結果與個人利益和需要聯係起來，行為的評價實際上被個人利益的權衡所代替，這就勢必將個人私利看得高於一切，否定道德因素在人們的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中的作用。這樣就不可能正確地反映人們的社會關係的實質。正是基於這種片麵性，西方功利主義學說在近代中國受到青睞的時候，必然已包藏著遭到抵製和批判的隱憂。

    三、功利主義所遭遇的批判

    從1906年起，章太炎試圖對功利主義學說作出全麵的批判。

    這一批判有其時代和現實背景。首先，對功利主義的批判與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懷疑有著密切關聯。功利主義理論宣稱能夠協調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每個人隻要追求個人利益和個人幸福，就能夠增進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和幸福，促使社會的全麵發展和高度繁榮。然而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實際發展情形，是貧富分化和階級對立的日益增強，它帶來了社會道德價值觀的退化。中國近代社會中“官場之墮敗，士風之庸猥，黨見之狹鄙，工商之狙許”的實際狀況，也充分說明了功利主義社會的虛幻性。

    自私自利雖然是功利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但是片麵地高揚這一精神，把利己主義當做功利主義加以崇奉，必然會對功利主義精神產生以偏概全的認識。梁啟超的見解就有這種偏頗性。他將楊朱“為我”的利己主義與近代西方功利主義相比附，並將這種學說當做充滿生命力的理論和通往進步與幸福彼岸的橋梁。如此“倡言功利”的宣傳，固然反映了近代啟蒙思想家的理論勇氣，但是客觀上也對“公卿至庶民惟利之趨，無所不至”的傾向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現實社會中結出了不少苦澀之果。“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諸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遊記》《發財秘訣》等譴責小說中的種種揭露，表明“利者，合公私上下而奔趨之”所產生的道德墮落，已成為清末社會昏暗腐敗的特征之一。章太炎認為，正是由於“功利說盛行”，那種“明識利害、選擇趨避”“競名死利”的惡習“乃益自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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