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仁愛思想，通過性理名教的道德教化，以及中和位育的和合思維，旨在追求一種從內在心性到外在關係和行為皆完美和諧的主體人格與世界秩序。這種美好的價值目標，決定了其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每一個關鍵時期，都會通過自我超越的整合創新的新發展，一方麵為民族發展在文化理念上導引航向，另一方麵實現文化自身的繁榮和發展。隋唐以降，佛學東來，儒學便開始援佛入儒，實現性理與空理的結合；宋儒麵對性與天道的關係，從而進一步援道入儒、援佛入儒，實現性理、空理與玄理的融通，史稱新儒學第一期；“五四”伊始，基於對近代以來西學東漸和中國社會近代化、現代化屢屢遭受挫折的曆史經驗教訓的反思，很快興起了新儒學第二期高潮。當時，那些學貫中西的思想家欲將中西學兩種異質文化相整合，從而實現“心性”“義理”與“器用”“功利”的整合創新；當下時代，在全球化和後現代的霸權話語浪潮中，基於中國社會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曆時性和共時性的文化積澱的現實，麵對我們不能回避的製度思維與主體良知的關係這一古老而又常新的話題，新新新儒學更是有話要說，僅僅重提荀子的隆禮重法、德法並重說是不夠的，更為重要的是要重視兩者相互聯係和有效作用的血肉中介，這就是行為文化的養成和訓練。

    一、新儒學的緣起

    儒家文化和儒學思維之所以不斷被重提，正是由於我們的文明發展中不斷地麵臨義利之爭，文明進步的同時，不可避免地麵臨文化墮落。猶如狄更斯在《雙城記》開篇對於法國大革命後的描述那樣：“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麵前有著各樣事物，人們麵前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正在直下地獄。”狄更斯：《雙城記》。（It was the best of times，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it was the age of wisdom，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we had nothing before us，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o Heaven，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he other way-—in short，the period was so far like the present period，that some of its noisiest authorities insisted on its being received，for good or for evil，in the superlative degree of parison only。）

    “五四”以降，新儒學思維在海外和境外的興起，直接緣於反思百年來中國社會現代化不成功的經驗教訓。事實上，“五四”以來，儒學思想在大陸已形同僵屍。而海外和境外一批學貫中西的知識分子，在反思百年來中國社會現代化不成功的經驗教訓時，掀起一種新儒學思維的高潮。

    新儒學思維的邏輯起點是“什麽是現代化”。

    20世紀初以來，在“什麽是現代化”的問題上，“西化論”的觀點自覺、不自覺地占據了主導地位。主流知識分子主張：現代化就是西方化。

    任何反對西方化的思想都是“保守的”“落後的”“反動的”……

    新儒家則主張文化多元。餘英時指出，所謂多元文化觀，就是認為每一個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獨特文化，各民族的文化並非出於一源。尤其不能把歐洲文化作為衡量其他文化的普遍標準。新儒家明確反對歐洲文化中心論，主張拋棄19世紀民族學中單線式的“進化論”觀念。必須承認各民族文化都有其特點和存在的理由、權利和價值。反對簡單臨摹“西方模式”。主張價值多元。新儒家堅決反對西化論者把中國傳統文化等同於封建毒汁的文化虛無主義觀點，主張對待一切文化都應該作“一分為二”的分析。認為中西方文化都有其普遍價值和特殊價值。我們應積極整合中西方文化各自的積極因素。

    新儒家的人物，幾乎都是學貫中西的思想家，他們長於中西文化比較。並熟悉中國曆史上積極整合中西文化的史實，常常援引漢唐的事例。而且尤其重視日本和新加坡在現代化過程中積極弘揚傳統文化的積極成果。

    新儒家明確主張調和中西文化。

    馮友蘭的《新理學》以程朱理學為正宗，吸收西方新實在主義的邏輯分析方法，成為新儒學的集大成者。

    粱漱溟、熊十力、賀麟用現代西方實證主義哲學和知識論的傳統，豐富了陸王心學。

    中國曆史上，兩次新儒學形同而實異。

    宋明理學和“五四”以降的新儒家，雖然都以弘揚傳統儒學為己任，都在中外文化交流以儒學為主體融合外來文化，但新儒學第一期是東方封建同質文化內部的融合，而新儒學第二期則是東方的封建文化與西方的資本主義異質文化的鬥爭，盡管新儒家主觀願望上妄圖以中融西，但客觀結果上文化的性質則實現了由地主階級意識形態向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轉變。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新儒學第三期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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