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己及人，由近及遠的有秩序的愛，構成社會的倫理和法律秩序。而基督教所講的“博愛”（Universal Love），則是一種來自宇宙精神的普遍的愛，因此，我們在傳統的翻譯中，習慣地將其譯作博愛，在於強調無差異的、客觀的、廣泛而普遍的愛，不分敵我親疏遠近關係，甚或要求人們主愛仇敵。強盜搶了你的外衣，你連內衣都脫給他，以表現你的博愛之心。上帝打了你的右臉，你將左臉也伸出來讓他打，以表現你的悲憫之心。可見，盡管基督教文化的博愛與儒教文化的仁愛有共性，彼此可以進行相互整合，但是它們主愛的方式不同，即使整合，各自的個性仍然保留。這就是“和而不同”。這種不同根深蒂固，而並非簡單的表層的現象差異。儒家認為，仁愛之心不假外求，它根源於人的道德本心。孔孟主張，為人由己，“我欲仁，仁將至”，“天道遠，人道近”，“人能弘道”。“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何以據？孟子說，因為人生來就具有四大善端，“惻隱之心仁之端”“羞惡之心義之端”“辭讓之心禮之端”“是非之心智之端”。因此，仁愛與義、禮、智等，都是人的道德本心的覺悟。愛人體道隻須向內反求諸己即可，無須向外用功。由此決定了儒學的踐仁之路徑是一種意向性的非理性的主體性思維。君子的不忍人之心，來自主體內在的道德悟性。看見別人受苦，自己就十分痛苦；看見別人快樂，自己也非常高興。一個人要達到仁智的境界，就要不斷地反求諸己。隻有達到仁、智、聖的境界，才能充分地體道而愛人。這就是修身的過程。孔子講他一生下學人倫而上達天德的道德實踐，到了五十歲才知天命。荀子說，孔子仁而不蔽，所以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看來踐仁達智，實現天道與人道的遙契，並非易事，需要畢生的虔誠努力。但無論如何，這是一條主體性的道路，是一條充滿人性氣息的自覺道路。而基督教文化所講的博愛之實現路徑則是一條客觀精神外在他律的神性化的尋覓和慰藉。耶穌基督被釘上十字架，試圖以他的犧牲喚起人們的博愛心理，這是一種神性的愛，市民社會的凡俗生活中很難實現。基督以自己的犧牲欲感召人們的辭讓和泛愛，他期望人們能夠善解他人，而不可為富不仁，他說，那些手扶著犁拐而不斷向後看，怕窮人趕上他的富人，是永遠進不了天堂的。希望人們以犧牲的精神體現愛，包括犧牲你的財產甚至生命。但耶穌自己的犧牲也沒有給人間帶來福祉，他在被釘上十字架的最後一刻，不得不痛苦地承認，“我給人間帶來的不是和平而是爭鬥”。看來靠神學的尋覓來體現博愛也很難靠得住，即使你十分虔誠也很難做到。因為耶穌基督已做出了最大的犧牲都未能喚起人們的愛心。但無論如何，基督教的博愛精神仍然是很高尚的。特別是它的文化情結將會成為一種個性傳統，在與其他文化相整合時，會相對穩定地保留下來。由此可見，和而不同是參與整合的所有文化的共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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