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共十四大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使社會生活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那麽，在形成和建立市場經濟的新形勢下，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還要不要堅持？共產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還要不要發揮？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共產主義精神還要不要提倡？這些問題的實質是黨同群眾的血肉聯係還要不要保持，怎樣保持？正是在這些重大原則問題上，一個時期以來，有些同誌認識模糊了，信念動搖了，風氣汙染了，而暢興同誌則以自己的行為做了肯定的回答。這就是暢興同誌事跡的社會意義所在。
暢興同誌做好事，伴隨著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推動改革開放的曆史進程。根據我能夠找到的新聞報道資料，最早是在1982年夏天，當四川發生洪災時，暢興以“一黨員”的名義，把手頭僅有的25元寄往災區。1983年10月12日。解放軍報刊登題為《“一黨員”同誌，謝謝您》的報道，反映海南五指山區駐軍某連隊感謝署名天津“一黨員”捐贈書刊的事跡。後來，是部隊來津征兵時從郵局查到“一黨員”是李暢興。
由此，人們陸續發現，曾經向四川、河南、陝西災區匯款，向天津少年兒童福利基金會捐款的“一黨員”也是李暢興。1984年2月，在天津市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積極分子代表會以上，暢興受到老市長李瑞環的指名表揚。暢興同誌無私地在社會上做好事，對身邊的同誌也敞開著火熱的情懷。他資助病人、救助孤兒、為家境困難的同事的農村父母默默匯款……這一樁樁、一件件。雪中送炭，感人至深。
可是，暢興並不富有，也是個極普通的工薪族。80年代，他全家6口人，每月工資收人加起來才96元，人均僅16元。他做好事的錢從哪裏來呢？
來自稿費。他從80年代初期至今，累計發表60萬字作品，每次收到稿費都存到牛皮紙的文件袋裏，隨時用於捐贈公益事業。1993年10月，他的作品在全國性征文中榮獲一等獎，從北京回來的第二天，他就將所獲獎金1500元全部交了黨費。而他的家庭生活自奉儉樸，至今還用著過時的舊家具。
更難能可貴的是，他采訪和寫作都是利用業餘時間，無償奉獻。作品發表後的稿費他不要，被宣傳單位和人物的酬謝他都拒收，從不在基層吃、拿、要，連人家送上過年的年貨也不收。相反，他卻熱心為基層辦實事，每當聽說基層有難處，他都利用業餘時間幫助基層排憂解難，基層同誌說他是“業餘領導”。在津南采訪的日子裏，我不止一次地從趙德霖、陳武成、鄭玉請、王孝傑、吳雲甫這些農村幹部、企業家那裏聽到感人的敘說。
四
暢興同誌是個好人。好人寫出了好作品。好作品好在哪裏？我以為，好在寫小了又一些好人，寫出了一大批在改革開放的大潮巾湧現出來的好黨員、好幹部、好企業家，讓人切實感受到我們所處的好社會、好時代，從而激勵人們為創造更美好的明天而奮進。
暢興從讀大學時就酷愛文學。1962年大學畢業後來到津南，在做中學教師和機關幹部工作之餘，寫過不少詩歌和散文。那時，他的創作活動主要表現為個人興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暢興調到區政府辦公室工作（先任區長秘書，後又任科長和主持辦公室全麵工作）。從此，在他的麵前，展現一個嶄新的廣闊的世界。他結識了許多農村基層幹部，他幾乎每天生活在他們中間，他們改革的壯舉，以及那同普通人一樣的喜怒哀樂，給了暢興極大的啟示和激勵，喚起他的創作欲望，他開始將目光轉向身邊的農村先進人物，自覺地將表現和謳歌先進人物作為自己的使命，即使後來調到外事辦公室工作，也沒有動搖這種使命感。回憶這個過程，暢興說：“我從個人興趣愛好寫作，到圍繞經濟建設這個黨的工作中心而寫作，自覺地執行黨的基本路線，是思想上的一個飛躍。”這是非同尋常的飛躍。這飛躍的意義就在於，在他的文學創作實踐的關鍵階段，完成了正確的文學定位，而這個定位將給他的文學創作發展以積極的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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