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擅長一家言，可以做博士官，所以許多人雜以新解，別出心裁，力求進身，以至經書派別林立，後來今文經和古文經之爭與此有很大關係。
武帝當時隻設博士，後來丞相公孫弘建議為其設博士弟子五十人。
因博士弟子經過考試可以做官，使儒學和官學結合起來，博士官以後的主要職責為教授經學。
獨尊儒術後，朝中博士升遷高官的例子很多，天下讀書人學經進博風氣盛行，博士弟子也逐步增多，昭帝時為一百人，成帝時達三千人，東漢竟達三萬餘人，可見祿利的誘惑有多大呀！
三、始置五經博士的意義
建元五年春，武帝下詔，“置五經博士”。
前文指出，武帝剛剛即位的建元元年（前１４０），便下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當時他任用了相當一批儒者主持中央政務，如以竇嬰為丞相，以田為太尉，以趙第綰為禦史大夫，以王臧為郎中令等等。
這批儒者上台後，“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製，以興太平”，搞得熱火朝天。
然而，他們“舉謫諸竇宗室無行者，除其屬籍”的做法，卻觸犯了以武帝祖母竇太後為首的竇氏集團的利益，於是一場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以儒道之爭的形式展開了。
建元二年（前１３９），“趙綰請毋奏事東宮”，使這場高層鬥爭達到最高潮。
結果，竇太後取得勝利，趙綰、王臧皆下獄自殺，竇嬰、田也被免官，尊立儒術的活動暫時遭受挫折。
不過，形勢很快就發生了變化。
也許是武帝接受了以前失利的教訓，這次他改從設置學官入手，作為尊儒的新突破口。
如此，便有了“置五經博士”的舉措。
事實表明，這招棋是十分高明的。
首先，博士僅為級別不高的小官，職掌隻是顧問、議政，沒有什麽實權，由此而興儒，不會引起反對黨的注意。
其次，如前文已經指出的那樣，武帝之前，儒學已立《詩》《書》《春秋》三經博士，這次再增立《易》《禮》二經博士，既順理成章，又水到渠成。
第三，博士一職率由士人充任，與知識層關係密切，以此作為尊儒的突破口，容易得到士人的擁護，便於形成輿論優勢，方可收到“潤物細無聲”之效，是一種“釜底抽薪”的做法。
從事實的發展來看，置五經博士後僅一年，反儒派的首領人物竇太後便去世了。
可見武帝這次選擇的時機也非常好。
估計當時年邁的竇太後已經氣息奄奄，對她孫子設置五經博士，既不屑過問，也無力過問了。
武帝不失時機地抓住了這個空當，邁出了尊儒活動關鍵性的一步。
置五經博士作為漢武帝獨尊儒術係列舉措中的一環，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顧頡剛指出說：“這是一個急劇的轉變。”
自此以後，儒家壟斷了博士一職，博士官不僅是精通儒家經典的議政官、禮官，而且還具有學官的身份。
這樣就從根本上或體製上保證了經學的統治地位，使儒家的五經成為漢帝國政治生活和行為道德的基本標準。
以《春秋》斷獄，以《禹貢》治河，以《洪範》察變，以《詩》諫政，蔚為時尚。
可以這樣講，五經博士的設置，為以後的舉孝廉、興太學等興儒措施開辟了道路，打下了基礎。
漢武帝正是通過這些具體的可操作的舉措，將其尊崇儒術的意圖，變作了現實。 本章已閱讀完畢(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