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為寫《最後一批人》這本書搜集素材，我已經親手記錄了無數戰爭的親曆者的證言。我先後采訪了二十幾位侵華日軍老鬼子，他們之中謝罪和反省的居多數。我還采訪過幾十位老八路、老將軍、國民黨老兵和回國參加抗戰的華僑。另外，當年的遊擊隊隊員，被侵華日軍飛機炸傷的老人，被侵華日軍強擄為性奴隸的老年婦女和侵華日軍實施細菌戰的受害者也是我的采訪對象。侵華日軍當年在中國犯下的罪惡真是罄竹難書，幾乎每一位老人的口述中都有侵華日軍的暴行和我國軍民英勇抗戰的部分。老人哽咽之時，更讓我熱血沸騰、怒發衝冠。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我剛剛采訪到的人物悲歡離合的命運，我給它起個名兒，就叫《第十三個是親爹》吧。
我在1999年2月采訪關德印，當時他65歲。他的老家在北京大興縣南各莊東亞地村。被侵華日軍抓去當勞工那年他才7歲，他父親叫關玉春，那年30歲。
說起侵華日軍在中國犯下的罪惡真是令人發指，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的目的首先就是要掠奪他國的經濟資源，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在中國的土地上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把中國人綁架、誘騙到日本國去做勞工，服苦役，當奴隸。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政府為了彌補國內勞動力的不足，曾從中國擄掠了近4萬名中國勞工至日本。早在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帝國主義全麵侵華時，日本即已出現國內勞動力不足問題。盡管日本政府於1938年頒布《國家總動員法》，在日本國內進行了所謂“連根拔”的勞務動員，並從朝鮮征用了大批勞工，但仍不能滿足戰時的勞動力需求。於是，日本政府與企業，便從中國擄掠勞工作為勞動力來源的根本解決辦法。根據1964年日本國《擄掠中國人做勞工的相關報告書》中披露，在被侵華日軍擄掠去日本的近4萬中國勞工中，年齡最小的7歲，最大的78歲，他們中有國民黨戰俘、農民、城市居民及手工業者，他們之中有近1/4的人因為饑餓、疾病、工傷、寒冷、被毆打等原因慘死在日本國的土地上。
為數不少的中國抗日戰爭問題研究專家認為，當年被擄掠到日本國服苦役的中國勞工人數遠不止這些。以關德印為例，他就是在1942年10月日本政府擄掠中國勞工的計劃開始具體落實之前的1941年被抓到日本國的。抓捕中國勞工被侵華日軍稱之為“獵兔計劃”，他們不但承擔了擄掠中國勞工至日本的首要任務，而且，還根據他們對中國人的了解，為日本政府與企業應如何使用中國勞工出謀劃策。
還是讓我們聽聽關德印本人是怎麽說的吧。
當時，家裏隻有我們娘仨，我哥到北京打工，我姐出嫁了。那年大旱，又是蟲災，我母親就去給人家看小孩，我父親帶我去天津。天津有個人市，人市聚集了瓦工、木工等有手藝的人，我父親是木工，也希望在天津的人市上找個工作。我那年7歲，就扯著父親的衣角一同去了。誰曾想日本鬼子端著大槍把人市給包圍了，他們開始在人市上抓人。我父親被抓了，當時共抓了四五百人。日本鬼子拿著大槍清點完人數，對個漢奸說：“這怎麽還有個孩子，不成！”我父親就央求他：“這孩子太小，他自己怎麽能回到北京去呢？”漢奸急忙哈腰請示那拿大槍的日本鬼子兵，鬼子點頭後，他小跑回來對我說：“那你就跟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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