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發展的曆史進程表明，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現代化建設不但包含著生產力的發展，還包含著人的素質的提高，包含著全民族科學文化水平的提高。沒有人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有整個社會的現代化。所以，中共中央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幹問題的決議》的一個基本思路就是：為了早日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在搞好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必須搞好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通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也就是培育具有社會主義現代化素質的新人。健康的個性無疑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素質的新人的一個重要砝碼，因此，塑造人的健康個性應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任務之一。塑造健康的個性需要科學的個性觀作為理論指導。毛澤東的個性觀是對馬克思主義個性觀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個性觀的中國化表現，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以往的毛澤東思想和個性理論研究中，一方麵由於資料的缺乏和其他原因，對毛澤東的個性觀漠然置之，似乎毛澤東根本就沒有什麽個性觀，從而對此缺乏深入的挖掘和整理；另一方麵又由於對個性理論的迫切需要，從西方引進一大批個性理論，存在著理論上的食洋不化和實踐上的誤導等情況。其實，在長期的理論和實踐活動中，毛澤東都是非常重視對個性問題的思考和研究的，而40年代在理論表現上則有不少集中的論述。《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的出版提供了有關的大量資料。深入學習和研究這些資料並聯係毛澤東其他的有關論述，我們發現，毛澤東的個性觀有著極為豐富和深刻的內涵，不僅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曆史地位，而且對於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人的個性培養具有極為深刻的現實指導意義。

    一、個性解放和個性發展與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

    在馬克思主義的人學視野中，現實的個人“是一個特殊的個體，並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為一個個體，成為一個現實的、單個的社會存在物”。人的個性則是現實的個人在社會實踐活動中形成和表現出來的特性，而個人的實踐活動又是在社會發展中進行的。這說明，社會發展和所屬群體發展的過程就是人的個性發展的過程，而人的個性的發展過程也體現著社會發展和所屬群體的發展。因此，馬克思主義人學的一個帶有根本性的方法，就是把人和人的發展置於特定的社會曆史發展過程中加以考察，同時，對於社會發展的認識也從不忽視人的發展這一重要內容和尺度。

    毛澤東的個性觀對於人的個性的思考和認識，始終貫徹馬克思主義人學的這一重要方法論原則。他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與中國社會發展和人的個性發展的實際結合起來，深刻剖析了現實的中國人的個性解放和個性發展與中國社會發展前途的關係，從而為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的中國人的個性解放和個性發展，以及與此相關聯的中國社會發展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根據。那麽，毛澤東是怎樣從與社會發展和人類曆史發展規律的聯係中考察人的個性解放和個性發展的呢？毛澤東對以下兩個關係的考察可以說明他研究個性解放和發展問題的基本思路。

    （一）人的個性與民主主義的關係：沒有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就沒有民主主義

    從世界曆史進程看，個性解放的提出始於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民主革命對於廣大人民群眾來說，同時就是一種個性解放運動。一般說來，民主革命的對象是封建宗法社會。在封建宗法社會中的人的個性狀況是：第一，就經濟形態來說，它處於自然經濟條件下，生產力十分低下，勞動者與勞動條件尚未分離，人直接與大自然發生交往並與大自然形成自然的統一關係。自然經濟的社會化程度極為低下，生產能力隻是在狹窄的範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勞動本身，無論采取的是奴隸的形態，還是農奴的形態，都是作為生產的無機條件與其他自然物同屬一類的”。在這種情況下，人完全受製於自然，與自然處於一體化狀態，勞動者隻能簡單地再生產出自己的本質力量。同時自給自足和封閉的自然經濟亦不能使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產生擴大再生產的外在壓力和內在動力。就是說，無論是勞動者還是生產資料所有者的個性發展都受到自然經濟的嚴重製約。第二，就個人與社會（他人、群體）的關係看，如馬克思所指出：“雖然個人之間的關係表現為較明顯的人的關係，但他們隻是作為具有某種（社會）規定性的個人而互相交往，如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農奴等等，或作為種性成員等等，或屬於某個等級等等。”人的一切活動都為先在的社會規定性所支配和限製，人必須按照先在的社會規定再生產自己，任何有悖於社會先在規定的欲望、言論和行為都要受到整體的貶抑，人的個性的發展縮尾於先在社會規定的巨大壓力之下。第三，就人與自身的關係看，由於人的依賴關係，人在對象世界麵前顯得十分渺小，主體意識、獨立意識十分微弱，自然經濟“使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範圍內，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偉大和任何曆史首創精神。”

    相對於西方民主革命而言，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更具有特殊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下，不僅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無法實現，就是獨立問題也還遠未解決，又如何談得上人的個性發展呢？近代中國人的個性狀況，除了具有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所揭示的在自然經濟條件下人的發展所表現的一般特點外，又加上了外國帝國主義的嚴重摧殘和壓抑。因此，作為最徹底最堅決的民主革命派的毛澤東，在從事革命活動伊始，就看到了中國人個性狀況的嚴重性，看到了廣大人民群眾從封建枷鎖下獲得個性解放對於中國社會發展的重大意義，極力主張人民群眾的個性解放和個性發展。1927年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對動搖束縛中國人“四大繩索”的呐喊，就已經初步表達了他對於解決農民個性解放和發展問題的強烈期盼。他指出：“中國的男子，普遍要受三種有係統的權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國、一省、一縣以至一鄉的國家係統（政權）；（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家族係統（族權）；（三）由閻羅天子、城隍廟王以至土地菩薩的陰間係統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種神怪的神仙係統——總稱之為鬼神係統（神權）。至於女子，除受上述三種權力的支配以外，還受男子的支配（夫權）。這四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製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地主政權，是一切權力的基幹。地主政權既被打翻，族權、神權、夫權便一概跟著動搖起來。”隨著中國革命的發展，毛澤東對於個性解放和發展問題的認識不斷深化，這種帶有感情體驗性質的強烈期盼，逐漸升華為理論上的洞見，人的個性解放和個性發展問題，逐漸地被提到實現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即完成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達到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高度來認識和把握。這一理論高度體現在：

    其一，在個性解放和個性發展的意義上充分肯定了在新民主主義社會充分發展有益於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要性。他深刻指出：“有些人懷疑中國共產黨人不讚成發展個性，不讚成發展私人資本主義，不讚成保護私有財產，其實是不對的。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殘酷地束縛著中國人民的個性發展，束縛著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破壞著廣大人民的財產。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製度的任務，則正是解除這些束縛和停止這種破壞，保障廣大人民能夠自由發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個性，能夠自由發展那些不是‘操縱國民生計’而是有益於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保障一切正當的私有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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