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說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的提出及其在現實中的展開，不僅反映了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特殊規律，反映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自身發展的內在要求，而且體現了文化發展的一般規律，顯示了毛澤東把握理論、文化自身的發展規律，預見中國社會發展趨勢的深刻的理解力和非凡的洞察力，標誌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馬克思主義水平的質的飛躍。

    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本質內涵

    為了使廣大中國共產黨人明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性及其偉大意義，並自覺地為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而努力奮鬥，也為了反駁某些人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詰難，毛澤東不僅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而且進而對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深刻內涵作了理論闡發。

    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概括毛澤東的有關論述，是否可以歸納為如下幾層意思：

    第一，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前提問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僅不是從根本上改變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和立場，而恰恰是為了更好地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則和立場。在六屆六中全會政治報告中，毛澤東在講“中國化”問題以前，先明確講了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和立場問題，認為經典作家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並且尖銳地指出了我們黨的馬列主義修養還不高，這就需要學習，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毛澤東還指出：“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以上說明，在毛澤東看來，“中國化”隻能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其前提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內容的國際性，而不是相反。正如美國著名毛澤東研究專家斯圖拉特·施拉姆所斷言的那樣：毛澤東“已經完全吸收了馬克思主義的範疇，而且全身心地投身於世界革命。認為他首先是一個僅僅為其民族主義目的而利用馬列主義的觀點是荒謬的”。

    第二，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民族形式問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指把國際性的馬克思主義原則和方法的理論體係以某種方式變成中國式的東西，使其帶有中國民族的特性，賦予它中國的作風和氣派。毛澤東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內容上的國際性與形式上的民族性的完美結合。馬克思主義要在中國發生作用，必須實現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並通過中國優秀思想傳統的作用內化為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他鄭重寫道：中國共產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他尖銳地指出：洋八股必須休息，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這就是說，隻有把馬克思主義民族化，才能真正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相反，“把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分離起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做法”。

    第三，也是最主要的一點就是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根本目的問題。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的是使馬克思主義能適應中國的國情，按照馬克思主義對理想社會目標的追求，能動地改造中國社會。毛澤東明確地指出：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他還認為，中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化身，應該是能夠真正領會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並且應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學地分析中國的實際問題，並找出它的發展規律的人。

    綜上所述，毛澤東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本質內涵主要集中在兩大方麵：一方麵是毫不動搖地堅持馬克思主義，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實際密切地結合起來，並創造性地加以應用，從根本上改變照抄經典作家書本、照搬蘇聯經驗和盲目接受共產國際指示的情況，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實踐化、現實化；另一方麵是指，在將馬克思主義運用於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過程中，不斷將革命的實踐經驗加以提煉，上升為普遍性的理論，同時還要結合中國傳統文化，將其精華部分融化到馬克思主義體係中去，為馬克思主義增加新的內容，從而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形成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體係。毛澤東在這兩個方麵都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三、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原則、途徑和方法

    毛澤東曾說過：“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隻是瞎說一頓。”因此，毛澤東在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並明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本質內涵的基礎上，對如何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諸多問題，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和探討，闡明了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根本原則、基本途徑和方法等問題，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任務的實現奠定了基礎。

    （一）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根本原則：普遍原理同具體實踐相結合

    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不同民族和國家的運用和發展，經典作家們也曾明確表露過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各民族和國家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想意向。比如，1872年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說講到工人奪取政權的道路時指出：我們從來沒有斷言，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到處都應該采取同樣的手段。我們知道，必須考慮到各國的製度、風俗和傳統。1885年4月恩格斯在一封信中也說過：在我看來，馬克思的曆史理論是任何堅定不移和始終一貫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條件；為了找到這種策略，需要的隻是把這一理論應用於本國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列寧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並強調指出，隻要各個民族之間、各個國家之間的民族差別和國家差別還存在，他們在運用共產主義基本原則時，都必須在細節上正確地加以改變，使之正確地適應和運用於民族的和民族國家的差別。然而，無論是馬克思恩格斯還是列寧，他們都沒有明確提出這個原則，最先明確提出這個原則的是毛澤東。1929年，為了糾正紅軍中的主觀主義的唯心觀念和方法，在毛澤東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裏講了兩條：第一條是教育黨員用馬列主義的方法作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以代替唯心方法的分析和估量。這是講的堅持馬克思主義；第二條是使黨員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定鬥爭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這是講的尊重中國實際。古田會議講的這兩條可以看作毛澤東關於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思想的雛形。

    1930年5月，毛澤東寫出《反對本本主義》一文，大大推進了古田會議的思想。這篇文章全麵論述了調查研究的理論，提出了“共產黨人從鬥爭中創造新局麵的思想路線問題”，其實質即是強調馬克思主義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並首次明確提出了“結合”這一命題：“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隨著革命事業的發展，實踐經驗教訓的積累和豐富，黨和毛澤東對於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的關係的認識也不斷提高。1939年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作為公式提了出來，並把是否善於“結合”看作我黨成熟程度的一個主要標誌和尺度。從此以後，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思想原則逐漸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在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共同遵守的根本準則，其內容也隨著實踐的發展日益豐富和深化。直到建國以後，毛澤東還反複強調堅持這一根本原則的重要性。1956年4月，他在《論十大關係》中指出：我們要學的是屬於普遍真理的東西，並且學習一定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我們的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在黨的八大預備會議上他又說：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如果不結合，那就不行。這就是說，理論與實踐要統一。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

    在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毛澤東重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根本原則，並對普遍原理要結合的具體實際內容進行了多方麵的闡發。比如，他強調要結合人們的思想實際、結合曆史實際、結合當前的革命實踐等方麵來應用馬克思主義。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思想；但更值得引起我們重視的是他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還闡明了如下幾個方麵的思想，以指導人們更好地實現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具體實踐的結合，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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