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理論，就其實質而言是一種實踐的理論、應用的理論。因此，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過程，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就是理論應用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產生出獨具特色的、符合中國國情的新的應用的理論——毛澤東思想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這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兩次曆史性飛躍的產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理論成果。“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這是毛澤東首次提出的一個重大的理論命題，深入研究毛澤東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總結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規律，對於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的提出

    （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的提出

    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地在歐洲，當把它用於指導全世界不同國家的革命實踐時，是否需要民族化呢？這是大有歧義的。時至今日，國外仍有人反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法，認為這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是民族主義的。然而，鐵的曆史事實已經證明，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必須中國化，也能夠中國化，可以說，從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日起，就開始了中國化的曆程。盡管在其早期，人們尚未明確提出“中國化”的概念，但實際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真正的共產黨人已經走上了如何應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探索之路。在30年代哲學的通俗化、大眾化運動中，有人提到過“中國化”問題，但主要是指“語言要中國化”，1938年4月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艾思奇也曾提出過“哲學研究的中國化、現實化”問題。但從現在所掌握的文字資料看，真正從理論的角度對“中國化”作出係統、科學說明的是毛澤東。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為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所作的政治報告中，基於建黨17年以來的經驗教訓，明確提出並係統闡明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他鄭重提出，中國共產黨必須“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並強調說，這是“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在這次全會上，張聞天在報告中也表達了與毛澤東相同的觀點，並著重說明了“要使組織工作中國化”的問題。這次會議以決議的形式號召全黨要“學會靈活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國際經驗應用到中國每一個實際鬥爭中來。”這表明，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認識上，在30年代末已經超越了經驗性的認識，升華凝結成指導中國革命的最基本的原則，標誌著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本質的認識實現了質的飛躍。自此以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就沿著更加自覺、趨向成熟的方向發展。

    （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提出的曆史必然性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的提出，有著深刻的社會曆史根源，是曆史的必然。

    首先，它反映了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極大特殊性對理論發展的特殊需要。眾所周知，近代中國社會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它既不同於原來典型的封建社會，又不同於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具有極大的特殊性。社會性質的特殊性又決定了中國革命的特殊性。中國革命隻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它既不同於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又不同於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更不同於以往的農民戰爭。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這種極大的特殊性，使得中國的革命必然會遇到許多在世界馬克思主義者麵前從來沒有提出過的新問題，因而把馬克思主義從歐洲形式加以中國化，使其變形為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這一重大課題曆史地提到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麵前，正如劉少奇在談到毛澤東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時所指出的：“由於中國社會、曆史的發展有其極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國的科學還不發達等條件，要使馬克思主義係統地中國化，要使馬克思主義從歐洲形式變為中國形式，就是說，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與方法來解決現代中國革命中的各種問題，——其中有許多是在世界馬克思主義者麵前從來沒有提出過與解決過的問題，在這裏是以農民為主要群眾（而不是以工人為主要群眾），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壓迫和中世紀殘餘（而不是反對本國資本主義）——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難的事業。這絕不是如某些人所想的，隻將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加以熟讀、背誦和摘引，就可成功的。”從毛澤東1930年提出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到1938年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這標誌著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本質的熟諳和對中國國情的深刻了解。

    其次，它昭示了我黨對異域文化相互交融這一發展規律的自覺體認。經典性的馬克思主義誕生於與東方文化截然不同的西方文化的土壤。因此，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過程，從文化發展的層麵上來看，它在實質上是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相互選擇的過程。眾所周知，任何形態的文化都具有一定的時空結構，在時間維度上，它具有時代性特征，在空間維度上，它具有民族性特征，是時代性與民族性的統一。不同文化係統在各自演化的過程中存在著不同步性，由此造成了不同文化之間在曆時性展開過程中的時間落差，從而形成了異域文化之間的勢位差。當一種文化處於低勢位的時候，它的時代性要求就被凸現出來，成為文化發展的迫切追求，同時也決定了高勢位文化向低勢位文化擴散、傳播的必然趨勢；相反，當一種文化處於高勢位的時候，文化發展的首要任務就在於強化和重建民族性的方麵。這是文化發展和不同地域文化之間相互交融的一般規律。馬克思主義批判地繼承了人類文化史上一切有價值的東西，是近代文明充分發展的產物，在這個意義上，它標誌著近代文化發展史上劃時代的確立，是近代文明孕育出來的時代性最強的先進文化。近代以來，中國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嚴重挑戰，其實質乃是文化的時代性挑戰。青年毛澤東和一些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艱難的文化選擇中，都把文化的時代性置於首位，毅然選擇了處在時代最前沿的馬克思主義。而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革命中取得了明顯的實踐效應，並在文化領域中取得了指導地位的時候，中國文化發展的主要任務便開始由時代性轉向了民族性方麵。因此，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初期提出了“中國化”問題，完全合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發展的曆史邏輯，它標誌著中國共產黨人對異域文化相互交融一般規律的自覺體認和純熟應用。

    再次，它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更加廣泛應用和進一步發展的內在要求。從本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到“中國化”問題提出以前，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先驅和一大批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的積極努力下，馬克思主義越來越為中國無產階級所認識和掌握，並日益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和廣大人民群眾進行革命鬥爭的思想武器。毛澤東在這方麵的貢獻尤為突出。他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應用於分析中國革命的實際，早在20年代就寫出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馬克思主義著作，特別是1930年寫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對於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提出了獨到的見解。然而遺憾的是，毛澤東的這些光輝思想當時並沒有在全黨占統治地位，占統治地位的是本本主義、教條主義。艾思奇在談到這段時間理論研究問題的狀況時就曾明確指出：“由於抗戰以前的特殊情形，理論研究與實踐鬥爭的某些脫離的現象，是比較普遍的。這樣的脫離現象，使理論的研究基本上始終限製在介紹性質的，書本式的，通俗化性質的活動範圍內”。在這種情況下，對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理解和機械搬用的現象嚴重存在，對中國革命的主觀主義瞎指揮的現象也屢有發生，嚴重窒息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上的生機和活力，特別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由於王明的“左”傾路線錯誤，幾乎葬送了中國革命。鑒於曆史的經驗教訓，在抗戰開始後，如何在中國革命的實際中進一步廣泛應用馬克思主義，並在應用和鬥爭中建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即如何解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就成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繼續發展和把中國革命繼續推向前進的內在要求。

    最後，馬克思主義理論自身也存在著中國化的內在根據。毛澤東闡述了三個方麵的理由：理由之一，作為國際性與民族性之統一體的馬克思主義，在本質上體現了共性與個性、一般與特殊的辯證關係。在這裏，國際性即指共性、一般性，民族性即指個性、特殊性。辯證法認為，共性、一般性寓於個性、特殊性之中，個性、特殊性是一般性的基礎，個性、特殊性離不開共性、一般性，但共性、一般性更離不開個性、特殊性，前者要通過後者表現出來。這樣，作為馬克思主義共性的國際性，必然要以作為馬克思主義個性的民族性為基礎，並以此來表現自己。這就說明，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中國化才能在中國表現自己。理由之二，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這是恩格斯說過，列寧用過，毛澤東在文章中反複強調的一個思想。毛澤東對這句話如此重視，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它道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真諦。這是因為，既然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是行動的指南，那就是說對馬克思主義不能機械搬用，必須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的結合，即用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具體地分析具體情況。理由之三，“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這一論斷指出了馬克思主義的開放性品格，而正是這一品格決定了它中國化的內在必然性。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既然是在實踐中不斷發展的，而實踐總是具體的，有國別和民族差別的，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也就必然具有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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