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學是關於毛澤東的學說，“是一門研究毛澤東的生平實踐、思想理論及其發展規律和探討對毛澤東的認識、理解、研究的曆史和現狀及其基本理論問題的科學”。如前所述，人們對於毛澤東的認識，總是隨著時代條件和現實實踐的不斷發展而變化的，即人們總是要不斷從新的時代高度去對毛澤東進行再認識，並因此把毛澤東學的研究不斷地推向前進。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毛澤東再認識是毛澤東學發展的基本形式。毛澤東再認識推動著毛澤東學的不斷發展，毛澤東學理論的不斷發展又反過來指導和促進毛澤東再認識的不斷深化。
任何曆史研究或者對於曆史的再認識都有自己的目的。孔子作《春秋》，是為了“繩當代”，通過記述曆史，表明他對當時政治問題的立場，微言大義，使所謂亂臣賊子恐懼；司馬遷著《史記》，是為了立“儀法”，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光編《通鑒》，是為了“資治”，通過曆述曆史事件，從中吸取經驗教訓。近世梁啟超稱：曆史的目的在將過去的真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鑒。這就是說，在梁啟超看來，曆史沒有改變，而研究卻要常常進行，要不斷地予以新意義及新價值，就是要通過不斷的曆史再認識活動，為現代人的活動提供借鑒。毛澤東1942年在中央學習組專門講過《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家、戰略家和黨的領袖，他的治史態度當然有別於這些古代和近代學者，但有一點也是相通的，即在他看來，研究史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為了鑒往知來，服務於現實的鬥爭。正是由於現實鬥爭的需要，才使我們要不斷對黨史進行再認識。這其中也蘊含著一個深刻的道理：對黨史進行不斷再認識的最重要的意義就在於，通過總結黨的曆史上的經驗教訓，明確“哪些是過去的成功和勝利，哪些是失敗”，以作為今天製訂新的路線與政策的依據，“前車之覆，後車之鑒”。同時，也是為了“加強黨內教育，推進各方麵的工作”。這就是說，中共黨史學存在和發展的意義和根據，就在於我們黨需要在新的實踐基礎上不斷地對黨史進行再認識，以利於我們黨的各方麵工作。換句話說，社會發展的需要推動了對黨史的再認識，而這種再認識，又推動了黨史學的不斷發展。毛澤東學是中共黨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之所以需要對毛澤東進行不斷再認識，就是基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不斷發展的需要，也正是在這種需要的推動下對毛澤東的不斷再認識，促進了毛澤東學的建立和發展。
從曆史的角度看，我們對毛澤東的認識經曆了一個相當複雜並充滿矛盾的曲折曆史過程。如果把1936年從屬於美國太平洋學會的左翼進步新聞記者埃德加·斯諾有關著作的發表及其流傳看作對毛澤東認識的曆史起點的話，那麽到現在為止，對於毛澤東的再認識起碼也經曆了這樣六次熱潮。
第一次毛澤東再認識的熱潮發生於黨的七大前後
延安整風拉開了對毛澤東再認識的序幕，到黨的七大達到了高潮。期間，一批係統介紹宣傳毛澤東生平經曆、政治主張、革命業績的文章書籍大量印行革命根據地。除了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在廣泛流傳以外，還有蕭三的《毛澤東故事選》《人民的舵手》《毛澤東同誌》，以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毛澤東訪問記》、愛潑斯坦的《毛澤東印象記》、卡爾曼的《毛澤東會見記》、根瑟·斯坦因的《毛澤東朱德會見記》等70多種著作廣泛刊行。黨的主要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王稼祥、鄧小平、陸定一、羅榮桓等都在一些文章中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予以高度評價。黨的許多理論工作者如張如心等撰寫了大量文章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進行比較係統的闡述。在各根據地還選編印行了不同版本的《毛澤東選集》。這次毛澤東再認識由於堅持了正確的原則而取得了豐碩成果：一是正式形成了“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二是在黨的七大上，劉少奇集中全黨的智慧，全麵、係統、深刻、完整地論述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涵義和基本內容；三是正式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四是促使毛澤東思想本身走向成熟。毛澤東再認識的這些成果，也標誌著毛澤東研究的開始和毛澤東學的初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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