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認識是奠定在再實踐的基礎之上的，說再實踐，就意味著要區別於原有的實踐，就意味著這個實踐要有新的高度。再認識就是奠定在這種具有新的高度的新的實踐基礎上的。因此，對於再認識，我們必須明確兩點：一是由於實踐的新高度決定了再認識要高於原有的認識；二是由於實踐是不斷發展的決定了再認識具有持續性。例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實現了偉大的曆史性轉折，開始了改革開放的曆史進程，中國人民的革命和建設實踐在新的曆史時期有了新的發展，我們對於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再認識，就是立足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新的實踐基礎上的再認識，我們所取得的再認識的成果就一定要高於原有的認識成果，同時，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又是不斷發展的，那麽，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再認識，也必然隨著實踐的發展而邁向新的高度。既然這種再認識是奠定在新的實踐基礎上對曆史的一種反觀，那麽，其最鮮明的特點，就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出發，遵循著一條同實際運動完全相反的道路，通過對曆史的透視和由結果到原因的反歸來把握曆史運動的內在邏輯。這樣，在毛澤東再認識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把握以下基本原則：
（一）從社會存在出發的原則
社會存在的實質在於社會的物質生產方式，物質生產方式的內在結構是整個社會結構的基礎，物質生產方式的運行和發展體現了整個社會運行和發展的基本規律，決定著整個社會的性質和水平。隻有從物質生產方式出發，才能真正理解曆史何以沿著這個方向而不沿著那個方向發展，才能理解重大曆史事件的性質和秘密，才能把握曆史知識、曆史資料和曆史記載的性質及可靠程度，才能對曆史作出符合客觀實際的客觀判斷。在毛澤東再認識中，從社會存在出發的原則，為我們透視曆史、理解曆史和解釋曆史提供了一種客觀尺度。堅持這一原則就是在毛澤東再認識中堅持唯物主義精神。例如，對於毛澤東所倡導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認識，《曆史決議》指出：“一九五八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及其基本點，其正確的一麵是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狀況的普遍願望，其缺點是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這一論斷是在改革開放新時期對於曆史所作出的結論，其正確性就在於這一結論的得出堅持了從社會存在出發的原則。其基本精神就是說，“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雖然反映了人民群眾急於改變我國一窮二白麵貌的主觀願望，但這個運動本身卻違背了物質生產方式運動的內在規律。
（二）客觀性的原則
再認識是從現實社會、現實實踐去透視以往的曆史。這種透視自然會受到曆史認識主體自身的曆史局限性的製約，會受到曆史認識主體正在經曆著的現實實踐的曆史局限性的製約，因此，再認識本身也就具有較大的相對性。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放棄客觀性的原則，並不意味著要放棄對曆史的客觀的理解從而任意作出符合現實需要的對於曆史的主觀說明。再認識的客觀性原則要求我們，在對曆史進行再認識的時候，首先要達到對現代的或正在經曆著的當下的實踐的正確理解，同時要以掌握大量的完全確定的曆史材料為基礎。這就是說，對於毛澤東的再認識，一方麵，先要達到對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正確理解，同時，又要從曆史事實出發，以掌握的完全確定的曆史材料為基礎，不能從現實需要出發剪裁曆史事實。例如，關於毛澤東對於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問題的認識，有的研究者僅是從當下的現實實踐立論，用現在對於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問題的認識去苛求於毛澤東，指責毛澤東當時不搞對外開放和排斥市場，是因為他沒有到過西方，是因為他根本不懂經濟。有的研究者則以當時毛澤東已有這些思想為根據，從而得出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毛澤東那裏“早已有之”的結論。其實，這兩種觀點雖然結論相對立，但其錯誤都在於沒有把對現代的正確理解與對曆史材料的完全的把握統一起來。前者對現代的理解是正確的，但沒有從當時的曆史實際出發去評價毛澤東；後者對於曆史材料的把握是正確的，但缺乏對於現代的正確的把握。前者由於強調現代從而割斷了現代與曆史的聯係，進而否定了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的思想之間的曆史連續性，後者由於強調了曆史從而否定了現代對於曆史的超越，進而看不到鄧小平理論對於毛澤東的思想理論的發展。其根本原因都在於沒有很好地堅持再認識的客觀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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