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毛澤東的再認識有著豐富的內容，概括地說，可以從以下幾個大的方麵入手：
（一）對毛澤東生平和實踐的再認識
毛澤東的生平和實踐活動，時間跨度80多年，空間跨度縱橫全中國波及海內外，從活動性質上看，又涉及家庭、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諸領域，作為研究的對象既深且廣，是個無盡的富礦。因此，對於毛澤東生平和實踐的再認識，具有廣闊的前景。其一，從生平和實踐活動的性質上來分可以有：對毛澤東的個人生活的再認識，例如，近年來出版的李湘文的《毛澤東家世》、李銀橋的《走向神壇的毛澤東》、趙誌超的《毛澤東和他的父老鄉親》等等；對毛澤東革命實踐活動的再認識，例如，李銳的《毛澤東同誌的初期革命活動》、馬玉卿的《毛澤東成長的道路》和《毛澤東革命的道路》、孫克信的《毛澤東調查研究活動簡史》、董邊的《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黎永泰的《毛澤東與大革命》等等。其二，對於毛澤東的革命實踐活動的再認識可以分為：對毛澤東政治活動的再認識，如金衝及主編的《毛澤東傳（1893—1949）》、施拉姆的《毛澤東》、逄先知主編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對毛澤東經濟活動的再認識，如顧龍生的《毛澤東經濟年譜》；對毛澤東軍事實踐活動的再認識，如鑼鍾磬的《用兵如神的毛澤東》、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的《毛澤東軍事年譜（1927—1958）》、黃少群的《毛澤東的獨特創造》；對毛澤東讀書活動的再認識，如龔育之等著《毛澤東的讀書生活》、李銳的《毛澤東早年讀書生活》、孫寶義的《毛澤東的讀書生涯》、石玉山的《毛澤東怎樣讀書》；對毛澤東外交活動的再認識，如劉傑誠的《毛澤東與斯大林》、蔣建農的《走近毛澤東》、師哲的《在曆史巨人身邊》。其三，從地域上看，有《毛澤東回湖南紀實（1953—1975）》《毛澤東十八次到山東》《毛澤東在上海》《毛澤東在陝北》等再認識性的著作。其四，從時間上看，有對毛澤東早年和晚年實踐活動的再認識之分：如高菊村等著《青年毛澤東》、曹誌為的《偉人之初：毛澤東》屬於對毛澤東早年實踐活動的再認識；鄭謙、韓鋼的《毛澤東之路：晚年歲月》、郭金榮的《毛澤東的晚年生活》也屬於對毛澤東晚年實踐活動的再認識；而李銳的《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則屬於對毛澤東早年和晚年實踐活動的對比性再認識。其五，從研究主體的角度看可以分為：實踐活動者自己的再認識，如斯諾記錄的《毛澤東自述》、胡哲峰等著《毛澤東談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再認識，如：李銀橋的《在毛澤東身邊十五年》、王保成的《跟隨領袖二十年》、王鶴濱的《紫雲軒主人——我所接觸的毛澤東》；老革命家、理論家的再認識，如薄一波的《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吳冷西的《憶毛主席》、陶魯笳的《毛主席教我們當省委書記》。其六，對前期認識成果的再認識。如：李銳在1980年2月將他在1957年版的《毛澤東同誌的初期革命活動》修改再版，題名為《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從認識的角度看，這絕不是簡單的易名，也不是簡單地補充了若幹新發現的材料，而是在新的實踐基礎上對毛澤東早期實踐活動再認識的重大進展。這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端正思想路線、解放思想的一個成果。然而，該著還是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公布以前問世的，所以，在理論上和指導思想上還存在一些局限性，因此，李銳又在新的實踐基礎上，將其進一步修改並於1993年4月易名為《早年毛澤東》再版。李銳著作的三個版本，反映了隨實踐發展作者對早年毛澤東革命實踐活動再認識的曆程。另外，對於毛澤東生平和實踐活動的各個時期的研究成果進行綜合再認識的著作也已經出現。如1993年9月周一平著《毛澤東生平研究七十年》公開出版。其七，澄清對毛澤東生平和實踐活動的別有用心的肆意編造和誣蔑之詞。有些敵視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人，為達到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對毛澤東極盡誣蔑之能事，編造了一些不著邊際的所謂毛澤東的生平故事。這本來不屬於再認識的範圍，因為再認識是在我們原有認識基礎上的進一步深化，既然這些人根本不屬於“我們”這個範疇，又為什麽在這裏講這個問題呢？因為他們的這些言論會通過一些渠道對廣大不知真相的群眾產生某些消極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幫助受影響的人民群眾消除這些錯誤認識，也就有了再認識的性質。如由西方的一些仇共人士直接插手杜撰出來的以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誌綏的名義出版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對於毛澤東的生平實踐進行了大肆的歪曲和編造，嚴重損害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形象，而且此書在海外廣泛流傳，也在一定程度上傳到了內地，造成了不良影響。林克、徐濤、吳旭君等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人員寫出了《曆史的真實——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證言》一書，於1995年11月由香港利文出版社出版，對李誌綏的所謂著作進行了全麵駁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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