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再認識”是“毛澤東學”理論體係中的一個特定概念和命題，猶如曆史學中的“曆史再認識”、社會主義學中的“社會主義再認識”、文化學中的“傳統文化再認識”等概念和命題。毛澤東再認識涉及到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研究曆史及現狀的反思，涉及到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研究的深化和發展，涉及到毛澤東學理論體係的建構，涉及到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認識、把握和理解。因此，對毛澤東再認識本身的有關問題予以進一步的理論思考，既是理論發展的需要，也是實踐對理論的需求。

    在著名的《實踐論》中，毛澤東給出了人類認識運動的總公式：“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複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個總公式是對人類認識運動規律的總體概括，它的總體性和普遍性規定了它也無例外地適用於人類對曆史的認識運動。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活動的曆史進程及其後繼者鄧小平理論和實踐活動的曆史進程，是現當代中國曆史的集中體現。我們完全可以用這一人類認識運動的總公式去研究毛澤東時代及後毛澤東時代的曆史。在這一人類認識運動的總公式中，毛澤東把認識活動與實踐活動統一起來，突出強調了奠定在再實踐活動基礎上的再認識的重要性，把再認識看成是人類認識運動不斷由低級向高級躍進的一個重要環節，這是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重大貢獻。毛澤東的這一再認識理論對於我們研究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同樣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據此，我們認為，毛澤東再認識的提出有著科學的曆史認識論根據。

    其一，從曆史認識客體的角度看，一方麵，社會曆史進程中某些重大事件甚至重要人物的重要思想對於曆史進程的影響，有一個逐漸暴露的過程，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實踐的發展，人們才能逐漸完善對它的認識。曆史的事實正是這樣。正在創造曆史的人，往往不能對自己的行動作出曆史的說明，他們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究竟會產生怎樣的後果。例如，當建國初期我們在經濟建設中照搬蘇聯模式的時候，恐怕誰也不會想到它在帶來積極影響的同時還會帶來如此巨大的消極影響。實踐的推移使黨和毛澤東在1956年很快就發覺了其中的弊病，從而開始了以蘇為鑒戒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曆史壯舉，但終因沒有真正和深刻地認識到這種模式的實質，再加上其他因素的綜合作用，使這種探索在取得了一定成績的同時又產生了重大的失誤。當時間推移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時候，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毅然開始了以市場為取向的體製改革，最終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目標模式的戰略選擇，這才真正體現了人們對於建國初期我國經濟建設曆史活動的深刻認識。再例如，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反複強調的反對和平演變的思想，在一段時間裏被嚴重忽視，甚至有人將其作為錯誤的思想加以批判，當1989年政治風波發生的時候，這一思想的重要性由於實踐的推移而使人們得以重新認識。當20世紀60年代初毛澤東提出把社會主義劃分為兩個階段的思想的時候，人們對這一思想的價值也沒有進行充分的認識，當黨的十三大係統地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時，人們又在新的實踐的基礎上重新發現了這一思想火花的珍貴。曆史的發展證明，許多重大曆史事件和重要思想的作用和影響，距離它的時代越遠，人們就越能得出比較客觀的、正確的和全麵的認識。對於曆史人物的再認識，列寧就曾說過：“1861年的革命者是一些單槍匹馬的人物。看來，他們是完全失敗了。事實上，正是他們才是那個時代的偉大的活動家，我們離開那個時代越遠，就越清楚地感到他們的偉大，就越明顯地感到當時的自由主義改良派的渺小和虛弱”。這就是說，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實踐的發展，以往曆史事件和重大思想的本質會逐漸地全麵地暴露，作為曆史認識的主體便有必要重審過去得出的一些曆史結論。另一方麵，一些新的史料的不斷發現，要求曆史認識的主體不斷修正、充實和完善對以往曆史的認識，以增強曆史認識的科學性。由於作為曆史認識客體的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具有較強的政治性和政策性，其中的大部分材料不能夠一下子全部公開出來，需要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實踐的發展，逐漸予以公布；有些材料已經散失，需要時間去搜集；關於毛澤東生平活動的一些素材也需要逐漸地公開出來。這樣，對於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認識也會受到史料的嚴重製約。一些史料的新發現要求曆史認識主體要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進行不斷再認識。例如：《毛澤東選集》的注釋，這是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毛澤東選集》第1版的注釋到第2版的注釋，從一個角度顯示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研究的發展，而在這個發展中除了曆史主體因素和其他條件的變化外，史料的新發現是其重要方麵。正如注釋者們所說：“《毛選》一至四卷第一版的注釋是由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組織一些專家撰寫的。這些注釋，從總體說是達到了當時可能達到的較高水平，但由於受當時資料條件和研究水平的限製，有些注釋在史實上、在對人物事件的評價上以及文字的表述上，存在一些缺點以至錯訛。”“這次對《毛選》一至四卷第一版的注釋，在六十年代校訂工作的基礎上，吸收了近二三十年來史料搜集工作和學術研究工作的新成果，又作了進一步的校訂。”再例如，對於毛澤東《實踐論》《矛盾論》曆史地位的評價，國內外都有“抄襲說”，即認為“兩論”的寫作抄襲了當時蘇聯的一些哲學教科書，1988年《毛澤東哲學批注集》的出版，公開了大量的毛澤東哲學創作方麵的史料，使這種“抄襲說”不攻自破，推動了人們對“兩論”曆史地位的再認識。當社會上有些人以毛澤東沒有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為據來攻擊毛澤東沒有對外開放思維和思想時，有的學者在廣泛搜集史料的基礎上寫出了《縱觀毛澤東的對外經濟交往思想》一文，對毛澤東的對外開放思想進行了再認識，澄清了某些模糊認識。回顧曆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每當一大批關於毛澤東的史料公開發表的時候，隨之而來的就是一次毛澤東研究或者說毛澤東再認識的高潮。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