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著別人的故事或流淚、或激昂，是我常有的事。同學、同事、朋友遇有難處，我都無私無求地去幫，即使幫不了，也會跟著擔心著急。對我的父母更是如此。
我18歲上高二的下半年，養父病了。當時我並沒有太在意，也許由於我小時經曆了太多的困苦艱難，對生病也已習以為常。上小學時的一次，我不小心從兩丈多高的峭壁懸崖上摔下，幾乎不省人事，也隻是在家裏躺了幾天，後來就接著上學了。回想當時頭重腳輕的感覺，沒準就是被摔成嚴重的腦震蕩所致，然而，啥也沒管，居然好了。所以，當我開始聽說養父病了的時候，直覺是他長年不歇的勞作，累的了。甚至還暗中慶幸，這樣，我的養父就可以借此休息一下。第二年初，遇上農村巡回醫療隊的醫生，建議應該去醫院檢查一下。於是，我向學校請了假，和姐夫一起用架子車（農村勞動中拉東西的人力車）拉著養父，走了十幾裏路，到了當時的長安縣醫院。醫生檢查以後，讓我留下來，告訴我說養父是肝癌後期。醫生的話，如五雷轟頂，我一下子懵了。我對肝癌，當時沒有醫學概念，但卻深知它的厲害。因為在學校裏學習過蘭考縣委書記焦裕祿的模範事跡，其中就有其頂著肝癌病痛堅持工作，最終不治身亡的情節。被稱為毛主席的好學生的人患了此病都沒法治療，我的養父豈能還有生機？但我不甘心。與姐夫商量以後，又拉著父親走了十多裏路，趕到了西安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得到的檢查結論和縣醫院的診斷結果完全一致。我明知無救，但還是苦求醫生想想辦法，我不願養父離開，為他治病我不惜代價，哪怕我一生還賬受窮。醫生看著我說：“這種病，到這分上，沒有辦法。回去吧，你父親想吃什麽，給他吃什麽，隻能盡盡心了。”從醫院到家的三十裏路上，我拉著車，雖然擔心養父的病體，但不能回頭探問。怕我無法控製的淚眼，讓養父感知自己的病情。每走出一步，我都覺得非常沉重。那簡直不是回家，而是給養父送葬，但又比送葬難受得多。真的送葬，我可以撕心裂肺地喊出來，哭出來，現在卻不能，不得不狠狠的憋著自己。既想快點回家，好找一個背過養父的地方，放聲大哭一場，把自己對養父的愛和因為養父不久人世給自己帶來的痛苦，完全地發泄出來，又怕快步以後增大的顛簸，加重養父的病痛。甚至擔心，加大的顛簸會隨時奪走養父身體尚存的一線生息。三十多裏路足足走了四個多小時。四個多小時裏，我不能，也不忍再控製我的情感，但又不能讓養父看出或者感知，隻能一路上暗自流淚。一步一步的生離死別，一陣一陣的心痛如絞。同時，我怕自己的情感失控，不敢回憶對於養父哪怕是一點點的記憶，卻又無法抵擋它們一股腦地向我撲來。母親講過，冬日夜裏養父顧不得穿好衣服就下炕為我燒奶；與養父在孤窯土炕上十八年的同睡；那年因我肚痛養父陪著我住院治療；沒錢買玩兒的小畫片兒，養父就為我畫；初中第一年養父送我去8公裏外的學校報到；養父後肩上長時間被扁擔研磨而成的肉瘤；養父獨有的無聲無息、溫和淺淡的笑；每逢周六晚上我為養父捉衣服上的虱子；每逢正月初一祭拜以後，養父總是在炕上大睡，午後與人下棋。……一幕一幕，來了去，去了來。當時隻覺得平淡無奇，現在卻感到珍貴無比。甚至因我買錯了煙而挨了養父打的痛苦，也變得無比美好而感動得珠淚更下。我的養父不識字，也很窮，但他勤勞，善良，不管是誰有困難被他知道，他都會毫不猶豫地去幫，不求回報，不圖人情，也從不自己向外宣揚。我特別地敬他、愛他，而且早都默默地在自己心裏定下一個願望，將來要好好孝敬他老人家。但是，現在，眼看著這個願望不能實現。於是，開始怨天尤人，為什麽好人不能長久，為什麽孝心不能實現，我怨老天不公，更恨自己無能！我覺得自己那時已經脆弱到了極點，似乎一股清風就能把我帶走。甚至又盼著清風把我帶走，好替養父還了這個命賬。後來，養父的身體越來越弱，不久就進入彌留狀態，再沒多久，養父走了。一個外地逃荒流落他鄉的老人走了。鄉親們全來給他送葬，我的同學也從十幾裏外的學校趕來祭奠這位老人。他安詳地走了。帶著一口簡單的棺木和幾件簡陋的衣服走了。我一直非常敬重養父，也深深地愛著他，但是，養父在世期間，我沒有跟他說過一句我愛他感激他的話。養父生前也沒有對我喜歡關心的任何流露，甚至臨終也沒有對我留下隻言片語。但是，我卻無比強烈、無比深刻地感覺到養父對我的愛。雖然他沒有留下話來，卻把無限的愛，還有善良和寬容，留給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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