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對話？何謂良性？
為什麽要談良性對話？因為良性對話是真和解的條件。良性對話就是彼此握手說：不錯，我們有區別，但這個區別並不足以使我們背道而馳。不但不背道而馳，我們還有合作的空間。我們的分歧，不但不妨礙我們合作，而且正因有分歧，我們才有互相學習的空間。
這就是和而不同的真義。和諧不等如多元，它比多元有豐富得多的含義。多元不外就是雜亂紛陳而已，而這就是後現代社會的特色：一切都是碎裂的，沒有所謂的和合與統一，也不必要有和合與統一。多元就是河水不犯井水，就是各不相幹。多元與和諧有一點相似：在各不相幹的世界裏，人與人各行其是，因此，理想地說，應該沒有紛爭與迫害。可是，由於各行其是，也沒有什麽因素可以把這些千差萬別的人拉到一起，讓他們分享彼此的生活、夢想。
吊詭的是，多元本身就是一個夢想，而今日不少人為了這樣一個夢想而奮鬥。在這個奮鬥的過程裏，他們發現有些因素是多元的障礙，當中最有代表性的，包括了基督教和天主教、傳統性倫理的霸權、父權和政治權力的霸權。他們要清除這些障礙，所以在多元論者和有關群體之間便起了紛爭。這一回，情況可複雜了。多元主義者覺得他們（或者是他們的當事人）受到了迫害，可是他們的對頭人也懷了滿腔冤屈。比方好端端一個聖誕節，居然大家都羞於說出口，覺得一句“聖誕快樂”，便是對非基督徒的大大不敬。正如同性戀者時常覺得自己被人汙名化，現在，基督徒也覺得自己被汙名化了。從前婚前性行為是禁忌，現在守貞操倒成了禁忌。被汙名化的同性戀者可以大聲疾呼說社會對他們不公平，基督徒和守貞操者則有冤無處訴。這樣的困局，有出路嗎？
有兩個可能的答案。第一，出路在於重尋有效的黏合劑。隻有在人與人聯合起來的前提下，我們才願意為了化解彼此的分歧而付出代價；隻有我們願意付出代價，才有可能化解怨懟和委屈。我們或者可以換另一個答案。怨懟源於痛苦。我們感到痛苦，又認為別人是使我受苦的罪魁，故多會有怨懟。消除了痛苦，才有可能和解。
上述兩個答案，引申出兩個新的問題。問題一，如何將人聯合？問題二，如何消除人的痛苦？對這兩個問題，不同人提出了不同的答案。於是，這些答案又把人分裂了。良性對話，就是尋找一個黏合黏合者之道。問題是，這個黏合黏合者之道存在嗎？
我們先來看看儒家怎樣回答這兩個問題。孔子的時代問題是禮樂崩壞，也就是秩序的瓦解，秩序瓦解造成混亂，混亂造成痛楚。要消除痛楚，就要重建秩序，亦即複禮，而複禮的基礎在於仁。換言之，失仁失禮就是痛苦的來源；社會的最佳黏合劑就是仁與禮。
禮的觀念，在孔門後學的記述和著作裏得到更完整的發揮。在第三章《文教興國——儒家與現代社會》中已經指出，禮有本序、默契、符號和教化四重意義。由禮的本序義，我們可以進一步分析說，儒家黏合眾人的基礎，來自一個基本的事實：我們活在同一個天地的秩序之中，都是天地的秩序的一部分。這是人與人聯係的最終基礎，亦即張載所謂“民吾胞也”的意思（《西銘》）。
跟儒家相類似，墨子也是在一個亂世裏提出他的問題。亂世帶來痛苦；天下之所以陷入亂世，是因為人們不能兼相愛；這個兼愛，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黏合劑。解除痛苦的方法，一方麵固然是提倡兼愛，另一方麵則要我們節用。同時，有識之士必須運用知識、發明器具，團結組織起來對抗侵略者。這樣侵略者就會知難而退，天下就會太平。
道家認為，我們之所以陷入亂世，是因為我們沒有依從道來生活。道是無為的，依道而活，我們就會生活得簡單樸拙。依據道家的意見，黏合人群的是人的自然本性。
法家則認為，天下之所以亂，是因為社會欠缺明確的行為準則，並且缺乏有效的賞罰機製，以將人民的生活納入正軌。
最後說佛家。佛家認為問題同樣因苦而起，四聖諦的第一諦就是說一切皆苦。苦的來源是來自妄執，妄執的本質，在於強以無常為有常。而消除妄執，最好的方法就是看清楚事物無常的本相，亦即緣起，又即空。
這些不同的立場之間，可以展開良性對話嗎？可以調和嗎？
要是可能的話，調和會是最好的選擇。這樣，不同陣營的人就握手言和了。但是，不可以調和的話，強行調和就是不分是非了。基督的大愛怎樣和納粹主義調和？要調和嗎？
要問中國傳統思想能否調和，我們就要問，何謂調和？怎樣調和？這裏有三個最重要的問題：
首先我們要問，這些思想的核心關懷是一樣嗎？要是不同的話，彼此能相容嗎？
第二，我們要問，這些學說為問題而開出的答案，有相同的地方嗎？有相異的地方嗎？相異的地方，可以視為同一真理的不同部分嗎？
第三，要是不可以，哪一方比較能把捉住真理？另一方要不要修改原有的立場？修改原有的立場後，新的立場會否和學說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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