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不同的學說之間（一）基本的關懷能相容，並且（二）其相異的主張能理解為同一真理的不同部分，或者（三）一方或雙方可以修改立場以與對方相容，而不至於與自己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馳；那麽，我們就可以說，這些學說可以調和了。
對於傳統學術思想的調和，筆者一向是比較樂觀的。接著筆者會解釋調和的方法。
如何良性對話？
中國從秦代建立統一王朝之後，一直在尋找一個足以令國家長治久安的治國精神綱領。名義上，曾經實踐過的方案，包括秦代的法家、漢代文景二帝時的黃老之術，以及漢代以後的儒家。此外，在漢代以後的中國，佛、老不但在文化界和民間影響力一直極大，而且頗得曆代不少帝王歡心。但是無論如何，自漢武帝下訖清末，儒家至少在名義上一直居於正統地位。要論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調和，儒家是一個方便的起點。
我們就由第一條問題開始討論。究竟儒、釋、道、墨、法，在基本關懷上有無衝突？從上麵的答案來看，可以說是毫無衝突可言。五個學說的核心關懷，都在於如何化解人間的苦難。唯一的分別隻有：儒、道、墨、法都興起於春秋、戰國的亂世，所以不論其學說對人生、宇宙有否討論，有何看法，最終都直接歸結出重整社會秩序的方案。至於佛教的興起，根據傳說是由於佛陀對人生的感悟，因此對社會秩序的建立，並沒有提出具體方案。然而這隻是重點有別，並沒有見解上的衝突。正如本書第十五章《慈悲政治學——佛家與現代社會》提到，佛教既有自己的人生哲學，將這套人生哲學指引引申到社會事務之上，必然會衍生出社會政治的主張。因此，沒有提到具體的社會建設方案，並不等於佛教不關心社會課題，更不等於佛教不能關心社會課題。然後，我們看看儒家開出的藥方，和其他學說的藥方有何異同，以及有否折衷的餘地。儒家建議的黏合劑是仁和禮。我們就把藥方裏的這兩個成分分開討論，看看這兩個成分，各自和其他學派的主張有何異同，以及有否化解分歧之道。
仁
先說仁。仁的觀念，和道家的主張沒有重大衝突。《老子》通篇表現出悲天憫人的精神，與儒家仁者愛人的精神完全相合。佛家講破除妄執，由此達於慈悲，與仁的精神也沒有重要差異。與仁的精神較有衝突者，是墨家和法家。
墨家說兼愛，這個“兼”的意思，明顯已經包含在儒家仁的觀念中。所不同者，儒家的仁，是以親親為本，故實際上儒家不是不要兼愛，而是要兼愛又要別愛。再者，按人的實際心理，顯然是愛親人容易，愛陌生人困難。所以，應是將別愛推廣而成兼愛，而不是先學兼愛，再學別愛。在這一點上，儒家明顯優於墨家。要調解兩家的衝突，修改的責任主要在墨家一方。關鍵是墨家在提倡兼愛的同時，不能抹煞別愛的價值。（注意：佛家雖然也講眾生平等，但卻肯定了家庭倫理的價值，並且在其理論體係內加以解釋。墨子卻明言不要別愛。這裏引起的理論困難，在第九章《兼愛社會——墨家與現代社會》已有論及，在此不贅。）
次論法家。法家認為仁心是無用之物。要治天下，隻能通過嚴明的賞罰。在這裏，我們看到儒、法兩家主張上的正麵衝突。這時我們要問：兩家的答案能否視為同一真理的不同部分？很明顯，法家對人性的看法是隻見其陰暗，無視其光明。韓非子看見有些親人為利益而反目，就斷言利害是推動行為的唯一動機。然而，許多人為拯救親人（甚至陌生人）而獻上自己的生命，這些事例又該如何解釋？2007年，台灣發生地震，一位母親用身體擋住塌下來的天花板，犧牲自己而拯救了兩個兒子的性命。這一類故事該作何解釋？仁心有用，豈不是明明白白放在眼前的事實嗎？
反過來，儒家能給刑法一個地位嗎？沒錯，儒家對刑法的抗拒是明顯的。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論語·為政》）又說：“必也使無訟乎。”（《論語·顏淵》）可是抗拒刑法，不等於不能用。正如孔子抗拒武力，但也說：“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孔子家語·相魯》）孟子說過：“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離婁上》）明顯就有德刑並用的意思。所謂無訟，不外是可以不用就不用而已。至於德和刑的關係如何，曆來議論甚多。有人說中國曆代以來都是“儒表法裏”，但這隻是說曆史事實如此，非指儒家理想。儒家的理想向來是“德主刑輔”，至少是“以儒入法”。換言之，如果可以的話，以道德教化為主要的社會秩序建設手段；如果不可以的話，至少是將儒家精神加入刑法的係統裏，以減少刑法流於暴虐的危險。
這樣，我們當然可以說，儒家和法家各自表述了真相的不同部分。問題是，二者之間，有沒有其中一方得到了真理的大部分呢？換個方法問：刑與德結合當然是正途，但究竟是“德主刑輔”比較理想一些，還是“儒表法裏”理想一些？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