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若果韓非處身於一個比較和平的時代，決定國家強盛的元素不再隻是生產力和軍事實力，那麽韓非在堅持以法、術、勢這些形式去治國的同時，也不一定要堅持嚴刑峻法了。筆者相信，韓非的思想並非本質上與現代社會的價值觀相違背的，但也正因為他並不一定要持守某種價值，他也不會無條件地認同現代社會的普遍或核心價值，這亦讓我們反思這些價值的必然性。
接下來，筆者將從韓非的觀點來討論兩個在現代社會中被視為常識的社會價值，筆者想指出韓非不一定會反對這些價值，並同時會指出這些價值的問題所在。
韓非與言論自由
一向以來，很多學者都認為韓非為了讓極權君主的權力更為穩固，所以反對言論自由。最常被征引用以證明這一點的，是以下這一段：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問辯篇》）
有人問韓非“辯”是如何產生的呢？韓非說是因為君主的不智所造成的，而所謂不智就是指沒有禁止與法令不相符的言論和行為，因為君主的命令和法律是人民言行的最高標準。驟看起來，這像是說君主應該統一言論，不允許任何形式的辯論，隻準許人們發表官方法定的言論。任何與官方論調不一致的都被禁止，這是反智的，而且是專權的。筆者同意這段話確實是對人們的言論自由有一定限製，比起現代的言論自由的限製要嚴格多了，不過筆者並不認為單憑這一段文字，就可以證明韓非否定一切理性的辯論，並禁止一切法定以外的言論。
首先，這一段中的“辯”，不是指我們現代所說的辯論，而是指詭辯。詭辯就是看似有道理，但卻沒有實際作用的論辯。這種論辯會引誘君主去做一些不切實際的事情，更糟糕的是阻礙君主接納那些真正有用的觀點，是要禁絕的壞東西，所以才有人問這種壞東西是怎麽跑出來的。若是指一般的辯論，在韓非的著作中便常常看到，他自己也在和別人辯論，而且他認為即使君主不同意他的言論，他還是要說出來（見《問田篇》）。所以韓非要對付的是詭辯，而不是理性的辯論。另外，韓非並不認為應該禁止所有與法令不一致的言行，因為這一段文字還有下文，緊接著“必禁”之後韓非說：“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大意是：若有人無視法令，而還可以應付詭詐和突變的狀況，還能產生利益及正確預測事情的發展，君主就必定要聽取他的言論並要求他拿出實效來，若其觀點真有實效便賜予重賞，若是無效便有重罪。隻要這麽做，沒真實本事的人會因為怕獲罪而不會胡亂發表言論，起碼也要等到自己的論說有一定實效的支持才會發表，隻靠詭辯的“智者”也無法單靠動聽的論述去爭辯，所以社會上便不會有詭辯了。故此，韓非不是否定理性的討論，相反，他鼓勵發表真正對國家和社會有利的言論觀點，即使這些觀點是與法令相違背的。作為君主，反而要多聽取各方麵有實效的觀點，然後無偏頗地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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