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等同極權主義？
法家思想一向予人主張極權、反對民主及言論自由的印象，而反極權、倡民主及言論自由這些主張卻是現代社會所高舉的價值，所以法家思想總給人一種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的感覺。本章想再通過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的思想指出：法家的思想不一定等同反民主和言論自由的極權主義，但也不盲目相信民主及言論自由，其思想是富有現代意義的。
首先，筆者要指出，韓非本人並不以為極權君主服務為己任，他的政治理想是要幫助人民脫離壞政治所帶來的苦難。他說：
竊以為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眾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暗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暗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貪鄙之為也。臣不忍向貪鄙之為，不敢傷仁智之行。（《問田篇》）
這段話表明，法律、權術和製度是對人民有利的，即使不明事理的君主會因為韓非的言論不中聽而加害於他，他也不會害怕，反而要為人民爭取利益，這才是仁者和智者該有的行為。韓非認為若是為了怕得罪愚蠢的君主而改變自己的主張，卻忘了人民的利益，是貪婪卑鄙的表現，所以他堅持宣揚法術、度數這些實際有用的主張。
韓非思想的核心是一種實效主義，也就是他的任何主張都以實際能達到成效為基本要求，而他所要求的成效就是人民實際的利益。他之所以主張君主掌握法、術、勢來治國，那是因為他認為這是有效治國的必要形式，並不是因為這些主張能討好極權君主。我們還須要留意，韓非的法、術、勢隻是形式，具體地該立什麽法，用什麽術，建立一個怎樣的製度來獲取權勢，是要因應具體社會環境而決定的。韓非說：“故治民無常，唯治為法。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世知，維之以刑則從。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眾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也，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心度篇》）這段話的意思是：治理人民沒有永恒不變的規則，唯按著治理的需要而製定法規。法規跟著時代的改變而轉變的話，國家便會治理得好，能適合時代的需求便可得成效。因此當人民純樸的時代，以毀譽之名來禁止人民行惡，便可治理國家；當世人皆狡詐，則要以刑罰限製其行為，如此人民便順服。時代轉變了而治國手段不變的國家便會亂；奸邪之能者治理民眾，而君主卻不變更法令去禁止他，國家資源便會被削減。因此，聖人治理人民時，法規要與時代同步，禁令針對奸臣而變更。可見，對韓非而言，治國必用法術，但法和術的具體內容必須因應具體情況而轉變，並不一定都是嚴刑峻法。相反，不懂得應變，死守過時法律的國家便會出現問題。
韓非亦說：“故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五蠹篇》）不同世代有不同的事情，不同的事情就要有相應不同的處理方式。上古時人口稀少，隻要統治者是道德的君子，以其道德感召和仁政便足以獲得自己人民及周遭國家的敬服，所以國家的競爭力在於其君主有多麽道德；到了中世，人口漸多，單靠君主的道德感召已不能服眾，必須用智謀來處理各種複雜的社會和外交問題，以保國力，所以國家的競爭力在於執政者的智謀；到了韓非的時代，各國互相攻伐，根本不再講道理，誰的軍隊強、國力盛，誰就可以吞並其他國家，反之便有亡國之災，所以國家的競爭力在於整體國力的強弱。正因為韓非見到其時代需要的不是仁德的君主，亦不是足智多謀的大臣，而是整體力量強盛的國家，他的思想正是針對提升國力而提出來的。對於處於戰爭危機一觸即發的時代，國家的政策和資源會集中於物質生產和軍事建設上，這就需要較為嚴格的刑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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