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的時代與我們的時代不同，那是一個沒有傳媒，甚至沒有印刷術和出版事業的時代，而且大部分人民都沒受過多少教育，也不會去理會任何“智者”的言論。所以，當時知識分子言論的主要對象就是君主及其他知識分子，即是對國家管治有直接或間接影響的士大夫階級，也就是說這些言論影響國家的行政，而不隻是個人意見、信念或情感的表達，所以必須有較嚴格的限製。韓非並沒有針對現代言論自由所保障的出版及發表的自由，更沒有企圖通過言論的統一鉗製人們的理智、信念和情感。以韓非著重實效的精神，他若發現現代的言論自由帶來了資訊的流通與個人理智與情感的釋放，再加上現代社會的生產力比古時更加依賴意念的創新，而言論自由是創新意念的必要條件，他必定會認同言論自由的價值。
然而，對現代社會而言，他限製言論的精神卻仍頗具意義。其精神即：人們不能為了私利而提出無用、不真實，甚至造成誤導和破壞的言論，社會不能以利益鼓勵這種言論。現代社會的言論自由保障了任何言論的發表，幾乎隻要不是對社會產生即時危害的，盡管不盡不實，發表的人也不用付出任何代價，相反，若是受歡迎的話，更可能有實際利益。因此，現今社會便充斥著這種言論，最明顯的是坊間報紙、雜誌對時事或娛樂圈的報道，大部分均是以銷量為主要考慮，其用詞之誇張失實、鄙俗淫穢，雖未必犯法，但已經對當事人造成或深或淺的傷害了，更使社會大眾習慣於鄙俗的表達和卑下的聯想，更甚者視淫穢為娛樂，這實在是在助長非人化的人際關係，對社會整體造成的負麵影響實在是相當深遠的。然而，我們的社會卻以實際利益鼓勵了這種言論的泛濫。這是現代社會以盲目的自由市場去施行賞罰的結果，當市場的賞罰力量大於政府的賞罰力量時，社會的發展便不再由人的理性主道了，如此反智的社會遂應運而生。
當然，如何去平衡言論自由的好處及其可能帶來的壞影響，是一個複雜的課題，在不同的社會民情中應有不同的措施。這裏筆者隻想指出，韓非從實效的觀點出發，並不一定會反對現代社會提倡言論自由的價值觀，其管製言論的基本精神也警示我們要小心那些隻為私利而不顧公益的人濫用言論自由所造成的破壞。資訊的接收者（古時候是君主，現今是社會大眾）更應該主動辨別言論對社會帶來的整體影響，即使不能抑製具有負麵影響的言論，也不要讓發表的人獲得利益，使得更多人為了利益而發表同樣的言論。
韓非與民主社會
反極權，倡民主，是現今各國公認的價值，不論什麽國家，都對外宣稱其為民主國家，這是現代體麵的國家不可或缺的品德。韓非則時常強調君主要掌握一切權力，特別是賞罰的權力。這像是支持極權政體的思想，與民主政體格格不入。但筆者相信韓非的思想不一定排斥民主的思想，相反，它能提醒我們民主與集權不是相違背的。
韓非說：“臣閉其主則主失明，臣製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製，臣得行義則主失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主道篇》）意思是：臣下封閉了君主正確信息的來源，君主便像瞎了一樣；臣下完全控製了國家的財政，君主便無法以賞賜來鼓勵人，失去了推動其政策的一項基本資源；臣下若可擅自下命令，君主便失去行政的控製；臣下若能私下賞賜其他官員和百姓，君主便失去親信了；若臣下能授人官職，人們都會親近那能授人官職的人，則君主便沒有同黨了。因此，資訊、財政、行政、賞罰和授職這五項權力必須全由君主獨攬，不能下放給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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