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墨子一麵主張兼愛，一麵卻又時常在字裏行間承認人倫關係或秩序的價值。比方《墨子·天誌中》就提道：“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當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明明就是承認子對父、弟對兄、臣對君，都有特殊的義務，而非單單是兼愛就能概括。這就是墨子無法自圓其說的地方，也就是孟子批評他“二本”的意思。
當然，凡事有利必有弊。家庭製度往往助長了人的私心。在墨子的時代，宗族製度時常使得各宗族之間各為私利而爭鬥不絕。這也顯然是墨子提倡兼愛的用心。他說盜賊為偏愛其室不愛異室所以為盜，諸侯愛其國而不愛異國所以交相征戰，的確是指出時弊的核心。問題是這個兼愛該用什麽方式提出來。儒家提倡推己及人，就是推其所厚，以及其薄，而不至於泯沒夫妻與路人的差異。這恐怕是更為合乎中道的做法。
尚賢尚同
除了兼愛，墨子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內容，應推尚賢、尚同和天誌。尚賢的意思很簡單，就是以才德為用人標準。有德有能者，必須“賞貴之”，無德無能者，則須“罪賤之”。“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麵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墨子·尚賢下》）要賞貴賢人，就不免要賞給賢人以地位和財富：“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墨子·尚賢中》）有學者認為，墨子提倡尚賢，就是反對貴族政治。隻要你是人才，你就應該得到任用，不管你是不是貴族，都是如此。這一點，跟儒家主張的賢治，基本上是同一個意思。
接下來說尚同。尚同大抵上有兩層意思。第一，是要統一社會成員的價值。墨子認為，天下之亂，源頭是因為人人價值不同，“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故交相非（互相非議）也”。所以必須統一社會的是非標準。第二，是要建立嚴密的社會階層秩序，層層分明，每級都服從上級，從而建立一個秩序井然的社會。最高的權力，當然在天子手裏（《墨子·尚同上》）。這看來好像是為專製極權說話。但若細心分析，墨子的意思又比維護極權來得有深意。
我們提到，在尚同的社會中，人人都樂於服從上級。那麽天子呢？墨子說，天子必須服從天。因為天子必須服從天，所以天子就必須領導人民祭天敬天（《墨子·尚同中》）。不但要祭天敬天，還要“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尚同中》）。那要怎樣才能興利除害呢？答案依舊是兼愛（《墨子·兼愛中》）。最妙的是，墨子還補充說，當天子真的能上同於天的時候，人民亦自必會上同於天子：“必疾愛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為政若此，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墨子·尚同下》）這段文字就和儒家的觀念很相似了。儒家崇尚德治，認為君主以賢德治國，能收萬民擁戴之效，甚至於“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荀子·王霸》）。
在西方社會的公義理論裏，有所謂實質公義與程序公義的區分。實質公義問的是決策本身正確與不正確；程序公義問的是決策的過程正確不正確。政製的民主是一個程序公義的觀念，它隻問領導人是通過怎樣的程序（是否通過普選）產生，而不問當選的領導人事實上是不是正確的人選。這個觀念不論對儒家還是墨家都是不可接受的，他們認為實質公義比程序公義重要。沒錯，我們還得有個程序，但是程序最終還是得為實質服務。對儒家來說，公義就是讓有能力做好禮樂教化的人來治國；對墨子來說，公義就是由兼愛天下的人來治國。墨子重視的是天誌，不是一個決策的程序。一個政策符合天誌與否，跟決策程序無關。同樣，一個人是否賢者，也和他是否民選無關。對於墨子來說，一個政府的領導人，一個官員的實際品質，比起他們的選拔程序，是更為根本的東西。
雖說實質比程序重要，但要決定國家的領導人選，還是得有一套方法的。今日的民主製度縱然不能保證選出來的一定是賢者，但至少還是有一套方法。墨子的方法又是什麽呢？墨子沒有清楚說明。但是從字裏行間去推想，墨子對政權產生和交接程序的看法，很可能是一個先協商、後禪讓的模式。墨子設想，在遠古“未有刑政之時”，人與人彼此相爭，“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天下之亂，若禽獸然”。當時的人苦於天下之亂，了解到禍亂“生於無政長”，於是“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由此可見，墨子認為在社會和政治形成之初，政治領袖應該是由人民的認同而產生的。有人稱之為民選，但問題是，在墨子的書中並沒有論及選舉方法，也沒有論及選舉製度，稱為民選或有誤道成分。《墨子》書中有關政治領袖的產生，很可能是一個非製度化的公推的過程。試想象最初的社會秩序，很可能是在人人彼此熟悉的小群體中產生的，那麽，這個推舉也許像協商多於選舉。在初民社會中，這完全是可能之事。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