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別之爭
墨子由兼愛而反對別愛。這個主張引起儒、墨兩家之間的激辯。孟子痛斥墨家思想，說“墨氏兼愛，是無父也”，與楊子“為我”而“無君”，並稱“禽獸”（《孟子·滕文公下》）。平心而論，墨子論兼愛，儒者主親親，實在是各有所重，非不相容。然而孟子亦非不能見墨子之是，所以孟子批評墨子說：“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孟子·盡心上》）也就是說，墨子非無所見，問題在於見一而廢百而已。
那麽孟子和墨子之間誰對誰錯呢？我們來細心看一看墨子兼愛的主張是怎樣的。孟子的批評，墨子未嚐沒有考慮：
子墨子曰：“姑嚐本原之孝子之為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為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墨子·兼愛下》）
墨子說，姑且用孝的角度來看兼愛與別愛的問題吧。究竟孝子想人家愛護善待自己的雙親，還是想人家憎惡殘害自己的雙親？究竟我要愛護別人的雙親，人家才會愛護我的雙親，還是要先憎恨別人的雙親，人家才會愛護他們？這裏，墨子的用語是可圈可點的。他沒有正麵肯定孝的價值，隻是說“姑且”從孝的角度來看兼與別的利害，仍然可以看出兼愛的優勢。這樣說來，墨子對於孝道的價值，頂多是中立的。在另一段文字裏，墨子卻肯定地說，兼愛有益於孝道：“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若使天下人兼相愛，哪還有不孝的人？）視父兄與君若其身，惡施不孝？”（《墨子·兼愛上》）
綜合這兩段引文，我們得出一幅比較完整的圖畫：如果孝道（或者廣泛一點說，是家庭價值）指的是我要愛我家人像愛我自己一樣，墨子對孝道的評價就很明確是正麵的。但是，如果說家庭價值的意思是我們必須愛自己的家人比別人的家人多，那墨子的評價就不那麽正麵了。更仔細地說，墨子就會用兼愛來重新界定所謂的家庭價值了：家庭價值的最高體現，就是待所有人都和自己的家人一樣好。
正是因為這樣的立場，才引出了孟子和墨徒夷子的一場辯論。夷子厚葬自己的父母，孟子問他理由。夷子答：“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愛是沒有等級分別的，但施行還是得由親人開始。）”孟子回應，既要說愛無差等，那麽這個施由親始從何而來的呢？這不是把人生的道理硬生生打斷做兩截嗎？所以孟子結論說：“夷子二本故也。”孟子解釋道，把自己的親人和別人的親人同等看待根本就是不符合人性的。兼愛之說的基礎，不外乎是不忍赤子將入於井的惻隱之心，而這個惻隱之心，與親情之說，本來兩不相妨。夷子聽了說：“命之矣（我明白了）。”（《孟子·滕文公上》）
這場辯論固然是孟子勝出了。但是孟子沒有說明，把自己的家人和別人的家人等同起來，有什麽不妥當。我們用現代人的眼光和術語，可以這樣為孟子做補充：家庭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單位，它存在的目的，是要同時滿足四個需要。其一為經濟學上的，其二為醫學的，其三為社會學的，其四為心理學的。從經濟學上講，家庭製度能極大地促進人的幸福，因為家庭構成了有效的支援團隊。這個團隊比國家天下小得多，所以成員較能彼此深入了解，有效地處理彼此的問題，滿足彼此的需要。從這個角度看，家庭團隊和任何小團隊的價值都是一樣的。
可是家庭製度又有第二個重要特點，家庭是男女結合生育後代的團隊。所有婚姻製度都界定了性行為的權限，都對性濫交有所製約。這帶來兩個重要後果。第一，婚姻製度（在充分受到社會人士尊重的情況下）是控製性病的有效手段，這是家庭製度在醫學上的功能。第二，家庭製度要求男女在支援團隊形成，並且清楚界定監護職責之後，方才進行生育活動，所以《禮記·昏義》說婚禮的意義是要保證男女都能做到“敬慎重正，然後親之”。這樣就能大體保證下一代得到最基本的教養與照顧。這是社會學上的功能。第三，心理學的研究發現，人天生具有與其他人建立親密關係的需要。家庭作為一個小團隊，本來就有利於建立親密關係。更重要的是，血緣關係是建立這個親密關係的強力天然誘因。
在我們所見過、所想象過的社會團體之中，沒有一個比家庭更簡單，而又更能全麵照顧人性的需要。當然，我們知道有很多家庭是不美滿的；但是，這些家庭顯然沒有充分借助家庭團隊的有利條件，來為家庭成員謀取幸福。我們需要的是社會上的其他配套，來幫助家庭團隊發揮作用，以及幫助無可挽救的家庭，讓這些家庭的成員重獲新生。家庭製度是不可以舍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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