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愛
在上一章中，我們說墨子的理想人生既是一個俠義的人生，也是一個刻苦節用的人生（至少墨者們這樣自我期許）。那麽，墨子的理想社會又是什麽樣子的呢？我們說，是一個兼愛的社會。
墨子在《墨子·兼愛上》中問道：天下何以陷入亂局？答案是因為人們不相愛。天下之所以亂，是因為君父不慈，臣子不孝，盜賊多有。然而君父不慈，是因為他們不愛臣子；臣子所以不孝，是因為不愛君父；盜賊多有，是因為不愛異室。一個社會，若果人們之間能彼此相愛，亂局就不會發生：“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墨子·兼愛中》）意思是說，隻要天下的人彼此相愛，強者就不會壓製弱者，人多的不會劫掠人少的，富人不會欺負窮人，地位高的不輕蔑地位低的，聰明人也不會欺騙愚拙的人。
然而，要使天下人兼相愛，談何容易？墨子的答案是，兼相愛本來不是難事，問題是人們不明白而已。隻要我們明白兼愛之利，實行兼愛雖然看似困難，但其實根本是很容易的事情：
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眾能為之。況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為政，士不以為行故也。（《墨子·兼愛中》）
墨子的意思是說，要人不顧生命危險去打仗，應該是最難的事情了。但是隻要君主喜歡，人民就會做。要人和人相愛應該簡單得多了，愛人、利人，都是得人喜歡的行為，會得到好報。隻要君主鼓勵，沒有行不通的理由。
墨子在這裏無意中說出了人類曆史中最蒼涼的事實：既然要人殺身求名是最難之事，相反，和平就應該是人間最容易的事情。原則上的確如此。要人舍身救人，需要很大勇氣；要攀登絕嶺，需要極強的體能與意誌；要登陸月球，我們需要很先進的科技。唯獨和平，我們什麽都不需要。我們隻要坐在那兒，什麽都不用做，我們就和平了。為什麽在非攻兼愛提出了兩千多年之後，人類還要經曆兩場世界大戰？為什麽中東還是戰火不斷？為什麽世界第一強國還要不斷把自己的人民派到伊拉克，令他們身陷險境？
筆者的答案是，跟墨子的想法剛好相反，兼相愛不是似難實易，而是似易實難。這個難處可以分為兩方麵。第一，兼相愛的困局，是一個典型的囚徒兩難。這是工具理性的局限。第二，兼相愛的難處，又可以以人的非理性因素來解釋。即使人認識到兼愛與和平之利，他們仍會為了偏見、仇恨、貪念等非理性因素而互相攻擊。
先說囚徒兩難。囚徒兩難是一個經濟學常用的比喻。設想有兩個共同犯事的人，分開接受警方的盤問。
在這個情況下，不論甲犯認罪與否，乙犯認罪都對自己有利；相反，不論乙犯認罪與否，甲犯認罪同樣也都對自己有利。吊詭的是，各人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合起來看偏偏是對雙方都最不利的（大家都要坐八年的牢）。
兼愛也是一樣。大家都知道，人人彼此相愛，是對所有人最有利的。但是，第一，我不肯定我愛別人的時候，人家是否真的會報我以愛。第二，就算人家真愛我了，我不回報以愛，那麽我不是白白受惠而得益更多嗎？因此，無論人家愛我不愛我，結果都是我不愛人的得益大些。
另一個困難是偏見和仇恨。有時候，我和別人相爭，並不一定出於實際的利益衝突，而可能是出於其他非理性的因素。比方說仇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就是仇恨的最佳例子。當我的眼睛給仇恨遮蔽之時，利益是不能說服我停戰的。又或者偏見：假使我的偏見告訴我，我的敵人是魔鬼，那麽，我也會不惜代價和這個魔鬼決一死戰。
兼愛能治天下，這是誰都不能反對的事情。可是如何達致兼愛，墨子的答案就略嫌過於簡單了。墨子說，隻要君主喜歡兼愛，人民就會兼愛了。這和儒家所講的“君子之德風（領導人的德行像風），小人之德草（平民的德行像草），草上之風必偃（風一吹草就會順著低頭）”（《論語·顏淵》），好像是同一個意思。但是，儒家同時強調禮樂教化，借此將人民培養得“有恥且格（有羞恥之心，能格正自己的行為）”（《論語·為政》）。墨子則相反，對禮樂持反對態度（見上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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