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墨子精神為俠義精神者，在學界有相當多的支持。按吳進安的整理，持此觀點的名家，至少包括了魯迅、聞一多、馮友蘭等。此外如日人岡本光生，亦持此見。我們不妨參考吳進安的分析，看看墨家如何體現俠的精神。第一，墨者在當時形成了一個內聚力極強的團體。他們由稱為“钜子”的領袖統率，所有的墨者都願意無條件地服從。在組織內部有極嚴格的規則：“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第二，麵對亂世，他們采用的手段是以武力介入，而非如道家般隱名遁世或者如儒家般求致用於賢君。他們不但以武力介入社會事務，而且重諾，忍人所不忍，行人所不行。在《呂氏春秋·上德篇》甚至記載了钜子孟勝身殉陽城君，一百八十三名弟子隨之殉義的壯烈故事。此即《墨子·大取》所謂“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的舍己精神。故墨子的人生理想，實即一俠義人生的理想。這個理想以非攻為軸，並由此開出節用、非樂的觀念。我們就由非攻說起。
非攻
墨子認為，殺戮乃是天下第一等大罪，是以墨子反對侵略，是謂非攻。為了說明這一點，墨子在《墨子·非攻上》提出了一個類比：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眾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殺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
這個類比的意思很簡單：入人園圃偷人桃李者，應該受罰，因偷竊的行為損人利己。殺害無辜，奪人衣服劍戈的，損人更甚，其罪益重。至於發動戰爭者，殺害生靈無數，當然就是罪大惡極了。戰爭不但不義，而且不智：
今嚐計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往而靡壞腑爛不反者，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往則碎折靡壞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塗道之脩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飲之不時，饑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為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墨子·非攻下》）
這裏墨子很細致地描述了戰爭對國家的傷害：打一場仗，死人無數，損耗的軍備（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牲畜、糧草，不可勝數，換來的不外是無用的城池和土地。事實上，沒有人的城池土地用來做什麽？戰爭損耗國力，非智者所為。
說墨子非攻，不說是和平主義。在中國曆史上，基本上沒有出現過和平主義的思想，可是幾乎所有的思想，連兵家孫子在內，都多少沾有和平主義的氣質。孫子明言：“攻城之法，為不得已。”（《孫子兵法·謀攻》）明顯地以武裝戰爭為惡。孔子對於戰爭的厭惡，在《論語·衛靈公》之中有生動的記載。衛靈公問孔子打仗的方法，孔子答：“俎豆之事，則嚐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祭祀我懂，打仗嗎？我可沒學過！）”第二天，孔子就離開了衛國。《老子》說：“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三十章）又說：“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戰勝以喪禮處之。”（三十一章）於反戰一點，儒、道、墨三家可說是同出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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