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與堅決反對參戰的和平主義不同，墨者助人守城，就是參與戰爭。不單如此，墨子的所謂“非攻”，說穿了，就是反對侵略，而非反對一切的征討。在《墨子·非攻下》，墨子自己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從前的聖王也打仗，大禹討有苗，湯討伐桀，武王討紂，該怎樣解釋？墨子的答案是，這一類戰爭不叫“攻”，而叫“誅”。這樣說，墨子所謂的非攻，實在就是反侵略。至於所謂義戰，墨子並不反對。然則何謂義戰呢？是義戰與否，最終得以天意為標準。
墨子用禹征有苗的事件為例來說明這一點。當年有苗大亂，有苗不合天意，是有災異為兆的：“日妖宵出（晚上出太陽），雨血三朝（天下血雨三日），龍生於廟，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大地裂開，泉水湧出），五穀變化，民乃大振（大驚）。”（《墨子·非攻下》）夏桀、商紂都是無道的君主，在商湯和周文王起義之時，同樣有災異為征兆。商湯和周文王甚至得到天神親授口諭，叫他們起兵。
我們細看這幾個故事，可以歸納出所謂義戰，有幾個重要特征。第一，其征討之對象，必定是無道的君主。第二，君主之無道，必定會觸怒上天，因而產生災異。第三，征討者必須受天命而為。第四，征討者受命於天，同樣有異象為據。中國人向來有異象的信仰，這一點我們姑且撇開不談。離開了異象，所謂天意，實即道德。無德者不得天命，有德者取而代之，這和儒家的立場完全相符。
但是即使是義戰，也僅是不得已的手段。和儒家一樣，墨子相信有德的君主會得到天下的擁戴，根本無須使用武力。墨子說：“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墨子·非攻下》）理由是，第一，如上所述，以德治國的君主，能享有更豐富的資源。第二，以德治國的君主，能得到天下的擁戴。所謂：“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墨子·非攻下》）就是說，待人寬惠，濟人之急，人心必然會轉到你身上來。這樣，有資源，有人心，當然就強大。不得已打起仗來，也當然有取勝的把握。
大利天下，節用非樂
墨子的人生理想，在於大利天下。然則大利天下是什麽意思？墨子的要求是很簡單的：衣服要能“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冬天防寒，夏天防暑）；房屋要能“冬加溫，夏加清”，必要時加上防盜；兵器要能“圉寇亂盜賊”（防盜）；車船要能“通四方之利”（便利四方的交通）。超出這些之外的，都是多餘之物（《墨子·節用上》）。我們可以再加入以下的考慮：既然墨子認為執政者的主要錯誤在於勞役人民，使人陷於餓、凍、疾、男女不相見的困境，那麽，相反，飽暖、健康、男女相見，也該算是墨子所說的利。墨子對於利的看法非常“務實”，溫飽、居所、治安、交通、男女、健康，都是常識所謂的“實利”。所以墨子說：“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非樂上》）對於墨子來說，將這些實利分配，讓天下百姓都得到生活的所需，實在並不困難。困難者在於有些人（尤其是當權者）不懂節製：“聖人為政一國，一國可倍也（資源就能倍增）；大之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倍增資源不用對外侵略），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足以倍之。”（《墨子·節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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