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理論上和實踐上解決革命文藝與人民大眾的關係，是毛澤東在1942年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他指出：“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這個提法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也是對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重要發揮。早在19世紀，恩格斯就宣布無產階級是一切進步文化的主人，期望出現新的但丁來宣告無產階級新紀元的到來，並認為工人階級的反抗“應當在現實主義領域內占有自己的地位”。到了20世紀初，列寧則明確提出文學要“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為這些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未來服務”，並指出應“經常把工人和農民放在眼前”，“這對於藝術和文化方麵也不例外”。毛澤東從當時革命根據地的實際情況出發，提出工農兵及其幹部是延安和各革命根據地文藝的工作對象和服務對象，不僅解決了文藝為什麽人的問題，而且針對實際情況解決了如何為的問題。有關文藝與生活、繼承與革新、普及與提高等關係的闡述，滲透了辯證法的精神，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學理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毛澤東為了推動社會主義文化藝術的繁榮發展，進一步提出“推陳出新”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毛澤東一貫重視文藝的民族化問題。他在40年代初即已指出，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曆史，有豐富的文化藝術遺產，我們應當繼承這份遺產，吸取其民主性的精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1951年，為了促進中國戲曲事業的發展，他提出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口號。“推陳出新”高度概括了批判繼承和革新創造的辯證關係，闡明了文學藝術發展中的一條重要規律。1956年，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毛澤東又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正確方針，指出“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通過藝術和科學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采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
毛澤東的文藝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文藝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新發展，但毛澤東的文藝思想並不是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發展的終點。隨著中國社會主義文藝和世界各國文藝實踐的不斷發展，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也將在總結新的文藝實踐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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