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商品經濟的萌芽，啟蒙思潮的浸染，中國古代文論除了詩話等繼續繁榮外，隨之而起的還有詞話、曲話、小說理論的興起。各種文藝流派及其理論風起雲湧，推波助瀾，集前賢文論之大成，明顯的有學術總結的性質。這一時期，中國古代文論的範疇體係已初具規模。謝榛在《四溟詩話》中重視詩的感興，要求達到詩歌創作的“化境”，強調養氣與妙悟的重要，尤其他提出的“景乃詩之媒，情乃詩之胚，合而為詩”的著名觀點，對意境理論的情景關係論述得十分透徹。李贄提出了“童心說”，公安派提出了“性靈”說，大力張揚人的個性，強調詩文寫作要有真情實意，“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這種以人為中心的文論與過去以道統為中心的文論有根本不同，體現了一定的民主性的封建叛逆思想。清初王夫之的《薑齋詩話》是清代詩話中一部較重要的著作，他繼承了過去文論中“以意為主”的理論，而且有新的發揮，強調“意”、“勢”的結合。他談到的“神”、“神理”、“神會”，涉及藝術創作的靈感問題。此外，王士禎在《帶經堂詩話》中主張“興會神到”，提出“神韻說”，進一步發展了嚴羽、司空圖超逸的美學觀，影響清代前期詩壇達百年之久。除了以上文論家及其作品外，還有葉燮《原詩》、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李漁《閑情偶記》、金人瑞的《水滸傳》評點、劉熙載的《藝概》、陳廷焯《白雨齋詞話》、王國維《人間詞話》等等，都為我國古代文論範疇體係的創建立下了汗馬功勞。
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
馬克思主義文藝學思想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是與馬克思主義學說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同步的。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初傳入中國，適應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需要，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則適應了中國新民主主義事業的建設和文藝發展的需要。
1903年上海廣智書局出版了趙必振翻譯的日本學者福井準造的《近世社會主義》一書，涉及了馬恩有關文藝的傾向性、階級性等文藝問題的相關論述。十月革命勝利後，馬恩的論著，包括文藝問題的若幹重要書信、論著，開始從俄國介紹到中國，這些文獻包括瞿秋白所譯的全部馬恩有關文藝問題的書信。當然，這些譯著都是以俄文本為藍本，並以俄國學者的闡釋為主要依據的。所以，當時理論界（包括文藝理論界）沒有把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與一般闡釋馬克思主義文藝論著加以區別，在譯介過程中存在著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文藝觀點與一些含有非馬克思主義成分的文藝觀混雜起來，甚至把一些對馬克思主義文藝論著的闡釋性著作當經典著作誤讀的情況。
“左聯”前後譯介了大量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論著，當時不少具有影響的刊物，如《拓荒者》、《萌芽月刊》、《現代》、《譯文》等都以大量的篇幅登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藝論著的譯文、研究文章以及我國作家以馬克思主義觀點寫的文藝論文，如陸侃如在1933年第3卷第6期《讀書雜誌》上發表了他從法文轉譯的恩格斯《致哈克奈斯女士書》；1933年9月《現代》第3卷第6期上發表了魯迅的《關於翻譯》一文，其中有從日文節譯的恩格斯致敏·考茨基的信中關於文藝在資本主義製度下的曆史使命的一段話；1934年12月16日，《譯文》第1卷第4期則發表了胡風從日文轉譯的這封信的全文；1935年11月，《文藝群眾》第3期上發表了易卓譯的馬恩分別就《濟金根》致拉薩爾的信，以及恩格斯致保·恩斯特的信；此外郭沫若也曾從日文轉譯過《神聖家族》的有關章節。與譯介馬恩經典作家的原著相比，這一時期更多的還譯介了不少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專著，其中有魯迅譯盧那察爾斯基的《藝術論》，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馮雪峰譯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與社會生活》，沃羅夫斯基的《社會的作家論》。1932年至1933年，瞿秋白根據俄文本翻譯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拉法格、普列漢諾夫等人的文藝論著。瞿秋白就義後，魯迅親自將這些譯著編輯成書，以《海上述林》為題，於1936年正式出版。這一時期還出版了不少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其中有上海水沫書店和光華書局出版的馮雪峰主編的《科學的藝術論叢書》；水沫書店出版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論叢》；神州國光社出版的《唯物史觀藝術論叢》等，除少量譯介了馬恩經典作家的經典論著外，大量的還有將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家們如梅林、拉法格、李卜克內西、普列漢諾夫、高爾基、盧那察爾斯基、沃羅夫斯基、法捷耶夫、弗裏契、藏原惟仁等人的文藝論著譯介到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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