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差別對曆史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古代社會文明的“早熟”與國民的晚出，宗法製度的建立與人們對倫理道德的偏重，都是“人唯求舊，器唯求新”這一特殊路徑的具體表現。

    侯外廬《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是一部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曆史的著作，這部著作對於馬克思著作中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深入探討與中國演變的分析，進而對中國社會演變規律的總結與分析，是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重大貢獻。而侯外廬的貢獻並不僅僅體現在對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深化上，還在於他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史上具有重大理論意義的問題。

    他提出的這一問題，實質上就是要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研究中國社會變動的規律和具體路徑，而在早期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中，研究者更多的是傳播、介紹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具體理論，或者提出中國社會的發展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中所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侯外廬的理論貢獻，白壽彝這樣評價：“侯外廬研究中國曆史是想把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中國化，也可以說把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民族化。這一點很重要。別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著作宣傳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但是把中國曆史特點抓出來，這在外廬同誌是最突出的。”侯外廬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

    這一時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時期，許多人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範文瀾對中國曆史進行了全麵的思考和清理，以唯物史觀對中國古代社會以及近代中國發展概況做出了科學的分析，完成了《中國通史簡編》和《中國近代史》，這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重要成果，進一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曆史學研究的成熟和完善。

    四、馬克思主義史學主導地位的確立

    建國以後，學術研究的社會環境以及學術環境都比以前有了根本的改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被確定為國家的意識形態，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學習理論的熱潮。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成為曆史學研究的指導思想。在這一背景下，史學研究者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有所提高。另外，由於有了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曆史理論問題更趨於嚴肅的科學研究，為更加深入地開展討論與爭鳴提供了先決條件。

    馬克思主義史學指導地位的完全確立，完成了史學範式從資產階級史學向無產階級史學的轉化，它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大多數的曆史研究者逐漸從舊有的唯心史觀轉向新的唯物史觀；從個人關門研究轉向集體研究；從名山事業的研究轉向為人民服務的態度；從貴古賤今的偏向轉向注重近代史的研究；從大民族主義轉向注重各少數民族的曆史；從歐美中心主義轉向注重研究亞洲。”

    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指導地位的確立，推動了史學工作者重新審視中國曆史進程，試圖根據馬列主義探討中國曆史的發展規律和動力，說明中國曆史的特殊性，並給以合乎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從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前期，史學界相繼對一些重大的曆史理論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重要的有中國古史分期問題、封建社會土地所有製問題、農民戰爭問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以及漢民族的形成等問題。

    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對這些重大理論問題進行全麵的探討，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居於主導地位的客觀需要和必然結果，不同的是，以往的討論的著眼點在現實中的實際鬥爭，而建國後，這些問題的討論，學術性大大增強。中國古史分期問題、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和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問題，這些問題都涉及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特點和發展規律、涉及運用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形態說研究中國古代史、涉及運用唯物史觀與中國曆史實際相結合等相關重大理論問題。通過討論，促進了古史分期標準等一係列重要曆史理論基本問題的深入研究。中國封建土地所有製形式問題的討論，“雖然當時關於中國古代土地所有製形式問題的討論並未取得一致的意見，然而通過不同見解的交鋒和切磋，無疑極大地促進了我國史學界學術空氣的活躍和曆史研究理論水平的提高，也為這一重大理論問題的逐漸解決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學術界通過對中國與西歐資本主義發展的異同的比較，其實主要是對馬克思主義史學中關於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問題以及對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從而對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進行了全麵、深入的研究，發掘了大量資料，使用了豐富的史實對該問題加以論證，對中國古代經濟史，特別是明清時期的經濟發展史進行了係統梳理，使該領域的研究獲得了極其顯著的進展。農民戰爭問題的討論，使農民戰爭研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總體來看，這一時期曆史研究的成績是很大的，學人們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認識更加深入，而且在注重馬克思主義史學基本規律的前提下，對中國曆史發展中的許多重大問題進行了廣泛而又深入的探討，盡管當時參加爭論的史學工作者立論各異，所用的材料也各不相同，但是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努力以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為指導，從生產工具、生產力、生產關係以及上層建築、意識形態各個方麵包括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上，提出自己的思考，這些爭論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在曆史研究中的應用，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特別強調在曆史研究中運用唯物史觀，這本身對於曆史學家的理論修養是一個深化，但是由於在史學研究中史學家更加注重對馬克思主義的具體論述或者毛澤東本人對許多曆史問題的具體論述，這樣就使得已有的結論成為曆史研究的結果，而曆史研究過程則成為闡釋這些具體結論的過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生命力受到了抑製。另一方麵，由於曆史研究與現實問題過於緊密的結合，因而曆史研究必然會受到複雜的政治運動以及現實政治政策的影響，影響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科學性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正常進程。

    “文化大革命”期間，曆史研究成為許多別有用心的人用來打倒別人的工具，史學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正常史學研究完全中斷，給馬克思主義史學帶來了嚴重的損害。

    五、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國化

    毛澤東雖然不是一位專業的史學家，但是他具有良好的史學修養，特別是在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之後，對中國社會變遷有了更加深入的認識，他對曆史學的分析和論述，以及對馬克思主義史學提出的原則性論述，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曆史學的發展提供了理論上的指導，對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國化作出了突出貢獻。

    毛澤東對中國曆史的重視。在他看來，曆史知識是中國共產黨了解中國國情的重要基礎，是指導中國革命的重要知識，所以他深刻地指出：“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曆史知識，沒有對於實際運動的深刻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而要具有這種重要的知識，就要去認識中國曆史，總結它發展演變的規律，從而為現實提供認識的視角，毛澤東說：“我們這個民族有著數千年的曆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曆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主義者，我們不應割斷曆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毛澤東的這些觀點對於提高廣大黨員幹部的理論素養，豐富他們的曆史知識，增強對中國社會現狀的認識都有著指導作用。

    毛澤東對唯物史觀的重視。自從毛澤東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後，就一直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識世界、分析問題，並且對廣大的黨員幹部提出了“學習我們的曆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毛澤東還對許多史學研究者提出了要重視唯物史觀的建議。吳晗將《朱元璋》送請毛澤東審閱，毛澤東看完書稿之後給吳晗提出了這樣的建議：“在方法論問題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曆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曆史的方法論。倘若先生於這方麵加力用一番功夫，將來成就不可限量。”毛澤東在寄給研究民族史的陳寄生的信函中說：“先生所從事的學術，因我未曾研究，不能讚一詞；唯覺中國的曆史學，若不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研究，勢將徒費精力，不能有良好的結果，此點尚祈注意及之。”

    毛澤東對廣大黨員幹部以及史學研究者提出的重視唯物史觀的要求和建議，對於唯物史觀的傳播和發展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毛澤東提出的許多對於曆史研究的建議，調動了史學研究者學習、運用唯物史觀的積極性，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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