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呂振羽又出版了《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將自己的研究範圍擴展到殷周時期。在這部專著中，他既支持了郭沫若的關於中國曆史上存在奴隸製的時代分界，又就殷、周兩代的社會性質以及奴隸製與封建製的時代分界，提出了不同於郭沫若的見解，首先提出了殷代是奴隸製社會的論斷，為史壇認可。此外，他還提出了西周封建論。這些研究開辟了古代史研究的視野和思路，推動了中國古代史分期討論的深入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

    這一時段，以郭沫若、呂振羽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通過具體的史學研究也驗證了“唯物史觀在中國的適應度”，將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原理和中國曆史研究的實際較好地結合起來，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國化思想進一步發展。不管是在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進一步深化上，還是在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上都取得突出的成就。這一時段，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通過研究得出了中國社會的演變和發展符合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原理的正確性，為曆史研究進一步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論基礎。從曆史研究的成果來看，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的曆史學研究，對中國早期曆史有了一定的認識，為中國曆史學研究中的社會性質問題、古史分期研究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三、馬克思主義史學體係的確立

    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經曆了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社會史論戰和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之後，特別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逐步走向了成熟。這一時期，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讚、呂振羽、侯外廬等人進一步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發展和史學研究的深入。馬克思主義史學體係初步建立。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趨於成熟，出現了較高水平的理論著作及曆史研究著作，從而將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國化推進到一個新的曆史階段。

    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學者則開始較為成熟地運用唯物史觀理論揭示中國社會的特點和中國曆史發展的具體規律，將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國化推進到一個全新的階段”。這一階段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的發展在前一段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有所創新，並帶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其中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發展以及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國化思想的成熟最有代表性。

    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翦伯讚在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和方法上作了更多的探索，作出了很大的貢獻。1938年，他出版了《曆史哲學教程》，這是一部係統、深入闡述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著作。他在該書的序言中談及寫作的目的時強調，有了正確的理論思維和研究方法，才能促進史學的繁榮和發展。

    他在《緒論》中首先闡明了曆史科學的階級性。他指出：“曆史科學，主要的是對於其先行時代的諸事物之分析與批判，同時，也反映著現社會正在敵對著的諸種傾向與其意識形態。”指出曆史學中的神學史觀、玄學史觀和各種各樣的唯心史觀，以及法西斯主義史觀，都是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的反映。由於這些曆史觀的階級局限，馬克思主義史學以前的曆史學和現實中以這些觀念所寫作的一切曆史著述，都不是科學的曆史。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其中唯物史觀即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隻有以這種曆史觀去觀察曆史分析社會，才能正確地認識曆史，也才能使曆史學成為真正的科學。

    為此，他在書中著重闡述了曆史科學的任務、曆程和階級性，曆史發展的合法性原則，曆史的關聯性，曆史的實踐性，曆史的適應性，關於中國社會形勢發展以及群眾、領袖與曆史等重大理論問題。

    在《曆史發展的合法則性》一章中，著重闡明了曆史發展的規律性。所謂的曆史發展的合法則性“就是關於曆史上各個時代社會經濟形態的諸構成之發生崩潰與由一形態向之另一形態的轉化的一般法則及其特殊性”。在《曆史的關聯性》一章中，論述了曆史事件與相關問題的辯證關係。“所謂曆史的關聯性即曆史之時間上的相續性，空間上的聯係性以及客觀條件與主觀之不可分裂性的問題。”也就是說曆史事件的發生是時間與空間的相互統一以及主觀條件與客觀條件的相互作用，所以曆史研究一定要注重這些因素之間的聯係，而不能片麵地、主觀地對這些關係進行割裂。《曆史的實踐性》一章，強調了社會實踐的重要性，即曆史研究既要注重階級鬥爭還要重視生產鬥爭，隻有從各種社會實踐中去認識曆史、分析曆史，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曆史。《曆史的適應性》一章，探索了社會下層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辯證關係，意識形態的作用以及社會發展對意識形態的決定作用。此外，他還對人民群眾與領袖在曆史中的地位的辯證關係作了探討。

    翦伯讚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和40年代前期，以《曆史哲學教程》為中心，構建了自己的馬克思主義曆史觀，以及他對曆史諸問題的思考，形成了他的初期史學理論體係。雖然這些理論還不夠完善和成熟，但卻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體係形成的一個重要裏程碑。

    翦伯讚對曆史理論的探討，進一步明確了唯物主義史觀在史學研究中的具體作用和地位，並且根據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對史學研究中的原則的探討深化了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這在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國化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經過對唯物史觀的係統梳理和對中國曆史哲學研究現狀的省思及對社會史論戰和社會性質論戰中資產階級的理論以及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缺陷反思的基礎上，作出了理論性的創造性工作，使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思維達到了新的高度。

    侯外廬有極為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1927年，侯外廬赴法求學。在巴黎大學，侯外廬學習了唯物史觀的課程，但是並不局限於學校的所開課程，而是廣泛涉獵各門知識，為翻譯《資本論》做準備。在這期間，侯外廬閱讀了大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相關著作，並閱讀了德國古典哲學和西方古典經濟學的名著，在極為廣闊的範圍內為翻譯《資本論》作了紮實的基礎。這期間他對《資本論》做了初譯。侯外廬接受的唯物史觀的途徑與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後來的許多人接受的唯物史觀的途徑相比更為直接，這是因為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主要接受的是日文本翻譯，後來由於蘇聯與中國革命的特殊關係，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又大多接受的是蘇聯式的唯物主義史觀。侯外廬接受了原著的熏陶，使得他能夠較為準確、全麵、係統地接受了唯物史觀。

    1941年，侯外廬撰寫了《中國古典社會史論》（後來重版時改名為《中國古代社會史論》）。該書以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為中心，從理論與史料統一的角度對中國古代社會的重大問題，作了係統的論述。其中涉及：亞細亞生產方式與中國古代社會的關係，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特殊路徑，中國古代社會階級關係、政治結構、社會變革以及與之相應的法律、宗教、倫理等社會思想的起源和發展。在這部研究中國社會的著作中，他提出了一個理論上的重大課題：人類社會發展有著普遍的規律，但是在遵循普遍規律的前提下，中國曆史發展演變有著自己的獨特的路徑。

    通過對西方古代社會與中國古代社會演變的分析，侯外廬對中國社會演變的路徑有了自己的認識。他認為，馬克思著作中所談到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是“土地是祖國有的生產資料和家族奴隸的勞動力二者之間的結合關係。這個關係支配著東方古代的社會構成，它和‘古典的古代’是一個曆史階段的不同路徑”。這兩條路徑的演變有著很大的差異，但並不是“質”的區別。

    “古典式的古代”是由家族而私產而國家，國家代替了家族；“亞細亞的古代”則是由家族而國家，國家混合於家族而保留著家族。前者是社會的新陳代謝，新的衝破舊的，即掃除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氏族製度的革命的路徑；後者則是新舊糾葛，舊的拖住新的，僅保留氏族製度參與的維新路徑。但是，這兩條不同路徑絕非一個是另外一個的“變種”，也不是發達與不發達的區別，不過是一個“正常發育”，一個是“早熟”而已。所遵循的發展規律是一致的。

    這一差異，正是由於古代東方社會獨特的自然因素與社會因素：“灌溉、熱帶等自然環境是亞細亞古代‘早熟’的自然條件；氏族社會的保留以及轉化成為土地所有者的氏族王侯，是它的‘維新’的路徑；土地國有、沒有私有地域化的所有形態，是它的因襲的傳習；征服了周圍部落的俘虜，是它的家族奴隸勞動力的源泉。”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