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20年代，除了李大釗之外，還有其他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在介紹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方麵作出了較為突出的貢獻。如蔡和森的《社會進化史》（1924年）、李達的《現代社會學》（1926年）、陳翰生的《人類的曆史》（1927年）等，這些著作進一步豐富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內容，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體係的形成和發展方麵作出了貢獻。
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
李大釗在史學理論上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奠定了基礎，而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運用到中國曆史研究中，並取得了較大成就的是郭沫若。1928至1930年間，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在資料極為貧乏的情況下，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寫成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論證了中國曆史的發展是符合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這在當時史學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而這本書出版的時候正值社會史和社會性質問題論戰正激烈的時候，更是引起了許多人對這一本書的討論。
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是由一係列的論文組合而成的一部文集。包括1928年他寫的《〈周易〉的時代背景和精神生活》、《〈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及其思想上之反映》以及《中國社會之曆史的發展階段》，1929年所寫的《卜辭中的古代社會》和《周代彝銘中的社會史觀》，1930年1月，他將這些論文匯集，由上海聯合書店出版。
在這本書中，郭沫若運用自己比較熟悉的甲骨文、金文的資料對中國的社會曆史作了深入的探討，這在方法上有很大的創新，從內容上看，將中國從原始公社製演變為奴隸製，再變為封建製的過程有了較為清晰的交代。特別是中國古代奴隸製度的變化和中國社會變化規律的把握都較前人有了質的飛躍。
郭沫若在《〈周易〉的時代背景和精神生活》中，一改往日曆史研究中，具體問題的實證考察和分析，而是通過唯物史觀這一科學理論，打開了《周易》這座“到二十世紀的現代還發著神秘的幽光”的殿堂。他從《周易》所記載的漁獵、牧畜、交通、耕種、工藝、貿易等生產活動出發，考察與之相關的由家族關係、政治組織、行政事項（包括享祀、戰爭、刑罰）、階級等方麵體現的社會結構，以及它們在宗教、藝術、思想諸領域的反映，通過對從事漁獵牧畜向農耕轉化時期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分析得出結論：《周易》產生在“由奴隸製確切地變成封建製度的時代”。
而在另一篇同樣研究上古時期社會變化的論文《〈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與其思想上之反映》中，郭沫若對中國曆史發展階段有了較為明確的認識。他認為，中國古代社會有兩個極為重要的變革時期，“第一個變革是在殷、周之際達到完成，第二個變革，是在東周以後”。他通過對《詩》、《書》二書的深入分析，依照二書反映的時代風貌，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階段作出了全新的解釋。他說：“曆來的經學家講皇、帝、王、霸，以為中國古代曆史的推移是由皇而帝，由帝而王，由王而霸，周室東遷就是由王而霸的關鍵。其實這皇、帝、王、霸，照我們現代的眼光看來，皇就是完全的神化時代，帝是原始公社社會，王是奴隸製的社會，霸是封建的社會。”在對這些觀念分析和對古代社會經濟基礎以及上層建築變動的研究之後，郭沫若劃分了中國古代曆史發展階段：堯、舜時代是“實行亞血族群婚”的母係氏族社會；夏、商是經亞血族群婚的父係氏族社會“轉換到奴隸製國家”的時代，“奴隸製的社會組織在周初才完成”；周室東遷前後為由“奴隸製轉變為真正的封建製度的時期”。
隨後，郭沫若又結合自己比較擅長的古文字，從豐富的史料上對奴隸社會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相繼撰寫了《中國社會之曆史的發展階段》、《卜辭中的古代社會》和《周代彝銘中的社會史觀》，對西周以前的奴隸製社會的社會經濟概況和社會文化生活有了一定的認識，並對社會發展階段有了更為深入的分析。郭沫若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探索中國曆史變遷和發展規律，而他之所以能夠得出科學的結論，揭示出中國社會發展變化的緣由，得益於他對社會生產方式、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辯證關係的正確的理解和把握。他確信：“社會的整個的建築是砌成在經濟基礎上的。生產方式發生了變更，經濟基礎也就發展到了更新的階段。經濟的基礎發展到了更新的一個階段，整個的社會也就必然地形成一個更新的關係，更新的組織。”從這一科學論斷出發，郭沫若對馬克思所論述的“亞細亞的、古典的、封建的和近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法，大體上可以作為經濟的社會形成之發展階段”作了闡釋：“他這兒所說的‘亞細亞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公社社會，‘古典的’是指希臘、羅馬的奴隸製，‘封建的’是指歐洲中世紀經濟上的行幫製，政治表現上的封建諸侯，‘近世資產階級的’那就不用說就是現在的資本製度了。”與此同時，他又對比中國社會的發展情況，結合中國古代社會的實際，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這樣的進化的階段在中國的曆史上也是很正確的存在著的。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謂‘亞細亞的’的原始公社社會，西周時與希臘、羅馬的奴隸製時代相當，東周以後，特別是秦以後，才真正地進入了封建時代。”
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因為所取得的成就而被稱之為唯物史觀指導下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第一本研究著作，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也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董作賓評價說：“唯物史觀派是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領導起來的。”翦伯讚說：“在中國開始以曆史的唯物論把曆史做係統的研究的要算郭沫若。”可見，郭沫若在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影響。
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論證中國曆史經曆過奴隸製階段，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有著重要的意義。他以豐富的曆史事實，科學地證明了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的無比正確，有力地批駁了新生命派、國民黨改組派、新月派等借口“中國社會特殊”，否認中國曆史上存在奴隸製的論調，堅決支持了中國社會史論戰中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方。同時也為中國古代史的研究指出了方向，正如顧頡剛對該書的評價：“郭先生應用馬克思、莫爾甘等的學說，考察中國古代社會的真實情況，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這是一部極有價值的偉著，書中不免有宣傳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獨到的見解。中國古代社會的真相，自有此書後，我們才摸著一些邊際。”
緊接郭沫若，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是呂振羽。1934年，呂振羽先後發表了《中國經濟之史發展階段》、《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在《中國經濟之史發展階段》中，他依據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原理，將中國社會發展的曆史具體地劃分為以下幾個階段：殷代以前為原始社會，殷代為奴隸製社會，西周與春秋戰國為初期封建社會，秦至鴉片戰爭為“變種的”（後改為“專製主義的”）封建製，鴉片戰爭以後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在《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的自序中，他這樣說：“我的目的，第一，隻給無人過問的史前期整理出一個粗略的係統，引起大家來研究；第二，隻有說明中國社會的發展過程，和世界的其他部分比較，自始沒有什麽本質的特殊，而且完全有同一的過程。”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他以唯物史觀為指導，運用考古資料結合神話傳說，全麵、係統地揭示了中國原始社會的發展規律，成功地填補了由於疑古思潮而造成的史學研究的大段空白，論證了傳說中的有巢氏、燧人氏和袍犧氏處於原始群團時代，堯、舜、禹相當於母係氏族社會，至夏啟開始進入父係氏族社會，到夏桀，“湯革夏命”，完成了向奴隸製的轉變。這一結論對當時的史前社會以及奴隸製社會的研究都是極富啟發性的。正如翦伯讚的評論所說：“呂振羽的這一大膽嚐試，不管其正確性達到何種程度，但把中國曆史研究的領域，突破了‘階級社會’的局限，從殷代提前到先階級的原始時代，因而把‘曆史懷疑主義者’在中國曆史上設定的封鎖線，也徹底毀滅了。在這一點上，呂振羽對於中國先階級社會史的研究上，是盡了一個開辟的任務。”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