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於“中國特色社會學”的提法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學學科的恢複和逐步發展，社會學在理論研究和實踐應用中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廣大的社會學理論工作者力圖在實踐應用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一批社會學者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學的概念和思路，代表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在中國發展的前沿理論和觀點。

    有學者認為，中國特色社會學又可以稱做中國氣派或中國風格的社會學，它並不是一句套話和空話，而是一種符合社會學曆史和現實的提法，是有實實在在的內容的。它所稱的社會學是指關於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條件和機製的綜合性具體科學。

    社會學自19世紀30年代在法國正式誕生，並逐步在各國生根、開花、結果以來，就一直同時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這樣的雙重屬性。這是因為，一方麵，社會學作為一種理論，一門學科，沒有普遍性便不成其為理論和學科，所以，不論是西方社會學創始人孔德，還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創始人馬克思，都以發現人類社會程度不同的普遍規律為己任；另一方麵，社會學作為現代性的直接產物、現實社會生活的能動反映，也不能不這樣那樣地表現創始人、實際奠基者和其他社會學家所在國家或地區的特點、所處時代和階段的特征，因而也不能不帶有某種特殊性。我們看到，孔德強調“秩序和進步”，與法國大革命時期廣泛的社會失序有關；馬克思恩格斯提出革命批判性的社會學，則與歐洲特別是英國的多次經濟危機和工人階級的狀況密切相關。同樣，迪爾克姆的自殺論，具有強烈的歐洲特色；芝加哥學派的社會學、帕森斯的理論，具有明顯的美國特色；而嚴複以治亂興衰定義的群學、費孝通關於鄉土社會的差序格局理論，則給人以印象極深的中國特色等等。而且，就這兩種屬性的相互關係來說，社會學的各種程度不同的普遍性，正是通過不同社會學家的不同的社會學理論表現出來的。世界上不存在純粹的普遍性，也找不到純粹的特殊性，兩者既相互區別，又相互依存，共同構成社會學理論和學科的兩種不可分離的屬性。這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學的提法，正如事實上存在的歐洲特色的社會學和美國特色的社會學一樣，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站得住腳的，經得起推敲的。對中國特色社會學的提法，存在兩種誤解。一種誤解認為：社會學就是社會學，不必提中國特色的社會學。另一種誤解則認為：中國特色的社會學，意味著它僅僅是純中國的。這兩種說法，初聽似乎有理，其實是說普遍的便是純粹普遍的，特殊的便是純粹特殊的，兩者的共同點是把普遍性和特殊性截然割裂開來了，不承認普遍性寓於特殊性之中，要通過特殊性表現出來。這在理論上站不住腳，在實際上也不符合迄今為止的社會學的曆史事實。

    這裏的問題是，為什麽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才強調“中國特色的社會學”，而歐美社會學文獻卻很少見到他們說“歐洲特色的社會學”和“美國特色的社會學”呢？這主要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歐洲中心主義根深蒂固、戰後美國中心主義甚囂塵上，過去的歐洲人、特別是當今的美國人，自以為歐洲的或美國的便是世界的，對他們來說，根本沒有特別表明“歐洲特色”或“美國特色”的必要。這種自大心理，是因為他們把那種事實上與普遍性統一的特殊性誤認為並誇大為一種純粹的普遍性。對於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情況就不同。長期以來，它們是歐洲中心主義和美國中心主義的受害者。隨著這些國家的廣大學者在無數屈辱事實的教育下，自主意識逐步加強，認識到盡管自主介紹歐美社會學是重要的和必要的，但不能做歐洲中心主義或美國中心主義的推銷員。更重要的是，日益自覺到必須發展具有本國特色的社會學。中國特色社會學的提法，既非常尊重自己的豐富多彩的社會現實和源遠流長的學術傳統，也非常尊重歐美社會學對世界社會學所作出的貢獻。中國特色社會學的提法，所不讚成的隻是社會學中存在的歐洲中心主義和美國中心主義。與此相聯係，中國特色社會學的提法，並不意味著我們的社會學僅僅是中國的，而是表明這樣的中國特色社會學同時是具有世界眼光的。所以，這個提法還顯示了中國社會學界培育、增強自己的學術實力，改變自己在世界社會學格局中所處邊陲地位、爭取與歐美社會學平等地位的強烈願望。

    二、中國特色社會學研究的主要內容

    （一）社會運行論及其在中國的發展

    有學者認為，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可以從治亂興衰這種社會運行的角度來加以概括，這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在中國研究的一大特色。用“治亂興衰”或“治亂盛衰”來評價社會運行狀況，在我國已有數千年的曆史。在中國曆史上，有許多著名的“治世”和“亂世”，治世如西周的“文武之治”、西漢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貞觀之治”和清初的“康乾盛世”，亂世如“侯景之亂”、“安史之亂”等。作為現實的反映，在中國從古到今的思想家那裏，不論是先秦諸子百家還是此後的學者，都有眾多的關於社會治亂興衰的論述。我們還注意到，生在亂世的思想家往往站在亂世盼治世，雖然他們對各自盼望的“治世”的理解不同；而生在治世的思想家則往往總結過去亂世的經驗教訓，避免治世再次陷入亂世。總之，在中國社會思想史上，前輩思想家們或論述社會變遷的軌跡——治亂興衰，或探討治世的社會條件及運行機製，達到治世的途徑與手段，或表達自己對治世的思想模式的看法，或研究亂世的社會根源、亂世的治理與控製，或說明亂世給人民的苦難和危害等等。

    上述源遠流長的思想傳統對中國社會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中國特色社會學的第一個定義，是被毛澤東稱為“先進的中國人”、“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的嚴複給出的。對中學西學都有深厚功底的嚴複在《群學肄言》的序言中把社會學看做一門研究社會治和亂、興和衰的原因，揭示社會所以達到治的方法或規律的學問。社會學學者在用治亂興衰這種社會運行的視角來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時，提出了社會運行類型的概念，把社會運行區分為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中性運行和模糊發展、惡性運行和畸形發展三種類型，並提出了“社會學是關於社會運行和發展的條件和機製，特別是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條件和機製的綜合性具體科學”這樣的新觀念。這事實上既繼續了嚴複的思路，又在這基礎上進行了發揮和創新。我們把這個既有中國特點，又沒有離開世界社會學的傳統和潮流的觀點，叫作社會運行論。這裏，所謂傳統，是指從孔德開始到現在的絕大多數社會學定義都沒有離開“秩序和進步”、“結構和過程”、“運行和發展”這兩個方麵；所謂潮流，是指世界社會學的綜合性傾向。我們運用上述視角，對新中國成立至1978年的社會運行狀況作了分析。其中，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56年我國社會處在初步良性運行階段，1956-1959年處在中性運行階段，1959-1962年處於局部惡性運行中，1962-1966年處於中性運行，1966-1976年處於全麵惡性運行中，1976-1978年處於擺脫惡性，轉向中性運行階段，1978年至今則處於良性增加的中性運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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