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學傳入中國幾近百年，20世紀初，從西方傳入兩種民族學體係。一是馬克思主義體係。蔡和森可以說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民族學研究的先驅，他於1924年正式出版的《社會進化史》，對於馬克思主義民族學在中國的傳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1930年，郭沫若撰寫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被譽為使用馬克思主義民族學研究我國古代社會的典範。另一種是非馬克思主義體係。1926年蔡元培撰寫的《說民族學》以及此後的《社會學與民族學之關係》，將西方的民族學方法介紹進來。此後，潘光旦、吳文藻、吳澤霖、黃文山、楊堃等學者先後回國，為我國民族學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新中國建立後，民族學界開始在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基礎上進行重建。1952年，高校院係調整，各大學社會學係、民族學係、人類學係先後被撤銷。但蘇聯模式的民族學仍然以“馬克思主義民族學”的名義保留下來，並在當時發揮了較大的積極作用。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民族學家參加了中央慰問團對各民族地區的慰問、民族地區的建設、民族識別、少數民族社會曆史調查等工作。費孝通、岑家梧、江應樑、王曉義、林耀華、李安宅、於式玉、宋蜀華、謝國安等民族學家將民族學與新民主主義革命與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結合起來，並獲得了極大成功。盡管民族學家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並引進了蘇聯民族學理論，但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學科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民族學並未建立起來。
“文化大革命”期間，“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的提法被推向極端，民族學與民族理論研究陷入低潮，許多民族學與民族理論教學與研究機構被取消，大批民族學家受到批判與攻擊。馬克思主義民族學的建構工程被迫停止。
20世紀80年代，民族學再次重建時，馬克思主義民族學還是民族學的主導。1956年在全國人大委員會民委組織下進行的少數民族調查，內部鉛印的三套叢書，以及在此基礎上編輯出版的“民族問題五種叢書”為20世紀80年代的民族學重建提供了最好的資料。80年代重建民族學時，在學科史、理論與方法的研究中，基本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但是90年代以後，越來越多的歸國留學生，他們操持的民族學話語已經歐美化，中國民族學似乎正向歐美邁進。顯然，馬克思主義民族學學科體係的建立與發展，還有待於民族學界作出更大的努力。
毫無疑義，民族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學一個重要的範疇，限於馬克思主義民族學學科體係在中國還沒有成型，因此，本章主要討論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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