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國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傳播與發展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早在20世紀初就已經開始在中國傳播，比科學社會主義傳播的時間晚一些。1903年和1904年，梁啟超就在《新民叢報》上簡要地轉述了《資本論》的某些觀點，但他是從反麵來評價的。在此期間，外國學者論述馬克思的著作也逐漸被引進翻譯出版。1903年2月，由趙必振翻譯的日本福井準造著的《近世社會主義》一書出版，該書在介紹社會主義思潮的同時，介紹了馬克思以《資本論》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的主要內容，包括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論，評價《資本論》是當代偉大的著作和社會主義的根據。1905年11月，同盟會在日本辦的機關刊《民報》上，發表了朱執信的《德意誌社會革命家列傳》，其中用3000字介紹了馬克思的《資本論》中的勞動價值論和資本與剩餘價值理論。作者介紹說，馬克思認為資本家是“掠奪者”、“盜賊”，“剝削勞動者以自肥”，是依仗“不當權勢”進行剝削。1912年《新世界》第二期發表了朱執信的譯述《社會主義大家馬兒克（即馬克思）之學說》。其中有《資本論之概略》的論述，是我國第一次直接以書名介紹《資本論》的文章。當時介紹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人，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對馬克思經濟思想的理解和介紹非常膚淺，有些介紹還不準確，甚至有的持不同見解。當時是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當做一種新思潮、新學派客觀地介紹進來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還隻在一般知識分子的小範圍中傳播，社會影響甚微。不過，從社會效果的客觀評價來看，它畢竟起了一種傳播信息的作用，使中國人知道了馬克思，知道了《資本論》，知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某些原理。
係統引進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在十月革命、特別是五四運動以後。在此時期，既大量翻譯出版國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著作，也陸續出版中國學者撰寫的政治經濟學著作。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方麵，李大釗當時起了重要作用。他是最先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人物之一。1919年冬，他把五四運動中的左翼分子集合起來，成立了秘密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他在1919年主編《新青年》時，開辟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並發表了他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文中指出：馬克思主義是唯物史觀、經濟學說與社會主義理論的統一。同年，《晨報副刊》在李大釗的主持下開辟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專欄》，連載了馬克思的《勞動與資本》譯文。李大釗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對馬克思主義包括其中的政治經濟學進行了科學評價。他提出：現在正是社會主義經濟學改造世界的新紀元，而馬克思是社會主義經濟學的鼻祖。他評述了近代經濟學各學派的觀點和地位，“從前的經濟學，是以資本為本位，以資本家為本位。以後的經濟學，要以勞動為本位，以勞動者為本位了”。揭露了資本帝國主義經濟上的掠奪性，並闡述了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特征，提出了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這篇文章還介紹了《資本論》中的一些重要理論，如勞動價值論、餘工價值說（剩餘價值論）、生產價格論、資本集中與壟斷理論等。1922年，李大釗還撰寫了《馬克思經濟學說》一文，簡要論述了馬克思的主要經濟理論。陳獨秀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方麵也發揮了積極作用。1922年，他發表的《馬克思學說》和《社會主義批評》兩篇論文，闡述了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和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曆史趨勢。他稱讚馬克思是一個偉大的經濟學家。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著作被更多地和係統地翻譯出版。這一時期，出版了潘冬舟譯的《資本論》第1卷第2、3分冊（即3-4篇），隨後侯外廬與王慎明翻譯的《資本論》第1卷，先於1932年由北平國際學社出版，後於1936年以玉樞署名出版上下冊合訂本。《資本論》全3卷的翻譯出版，是由郭大力和王亞南完成的，於1938年由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史》（考茨基編）1-3卷，也由郭大力翻譯，於1949年出版。
在此期間，中國學者也陸續出版了研究和介紹《資本論》的論著以及自己撰寫的政治經濟學著作。如王右銘的《大眾資本論》和《資本論解說》先後於1947年和1948年出版。陳豹隱的《經濟學講話》於1933年出版，主要是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內容，並涉及蘇聯過渡時期經濟和舊中國的經濟問題。沈誌遠的《經濟學大綱》於1934年出版，其內容既研究和論述“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也研究和論述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新中國成立後又以《新經濟學大綱》的書名重新出版，是頗有影響的一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著作。薛暮橋的《經濟學》於1946年在上海新知書店出版，該書內容包括前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經濟，並力求使其內容中國化，論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舊中國的經濟特點。
依據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舊中國社會經濟特點並具有學術價值和社會影響的，是1944年出版的由王亞南著的《中國經濟論叢》。該書係統地揭示了舊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還針對抗日戰爭時期物價飛漲、生產萎縮的經濟形勢，進行了有深度的分析和評論。作者指出：中國是一個工業落後的半封建的次殖民地的國家，產業還受著商業的支配，不能用物價高漲來刺激生產，這反而會製約生產，變作商業資本擴大的條件。如果一個國家的工業建設所需諸條件沒有具備，公營私營都是沒有希望的。舊的社會因素不革除，新的建設工程就無法順利發展。技術性的條件，隻有具備了一定的諸社會條件下，才能有效的利用起來。需要一個關係到整個社會改革的問題的解決。王亞南的另一部馬克思主義重要經濟學著作《中國經濟原論》於1946年在經濟科學出版社出版，書中正確地指出：我們研究政治經濟學，是為了要對中國社會經濟改造有所貢獻。應創立一種特別具有改造中國社會經濟的性質與內容的政治經濟學。還特別指出，他寫本書的主要目的，是力圖把帝國主義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經濟作為整體研究對象，來揭露其內部矛盾及其向著毀滅之路邁進的辯證發展規律。《中國經濟原論》論述了舊中國的七種基本形態：中國的貨幣形態、中國的資本形態、中國的利息和利潤形態、中國的工資形態、中國的地租形態、中國的經濟恐慌形態。以此表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的社會經濟的特點和規律性。這一時代的經濟學家，適應當時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需要，他們翻譯出版了大批馬列著作，宣傳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研究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經濟性質，進行農村經濟調查，發揮了重要的啟蒙和奠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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