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曆史進程，可以用“引進、學習、實踐、創新”這八個字來概括。這個過程的核心，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認識和解決中國革命與建設的現實問題，也始終伴隨著用中國傳統文化來闡釋和創新馬克思主義哲學，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來更新和改造中國傳統文化的過程。總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進程，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影響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精神生活並得到普及與發展的過程。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進程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傳入中國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二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8年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三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在第一個階段，由於中國麵臨的主要任務是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些政治家就首先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發展，這個階段，李達、艾思奇等學者也基本上是以革命家的身份作出自己的哲學貢獻的。在第二個階段，毛澤東等人站在哲學的高度去思考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加之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國家意識形態的重要部分，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者的人數不斷增加，但由於片麵強調哲學的政治功能，束縛了學者們的視野和思考的深度，他們所做的主要工作，包括李達、艾思奇等人在內，可以歸結為兩點，一是闡釋毛澤東的哲學著作，二是作出了使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體係化的嚐試，參照蘇聯版本編寫了相應的教材。在第三個階段，由於強調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政治家在發展戰略的思考中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學者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從原理上研究、從體係上建構，從而開創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新局麵。

    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過程中，政治家們扮演了重要角色，是很正常的。正像愛因斯坦等大科學家由於站在科學前沿、反思深刻而成為大哲學家一樣，政治家們擔負的責任使他們必須從戰略上思考問題，“站得高，看得遠”就易於把握時代精神，從而能夠在哲學上提出新的見解。擁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主要是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通過不斷的學習和實踐而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形態，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黨和國家的領袖人物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所做的貢獻必然是引人注目的。他們的貢獻，不僅表現在其哲學著作中，也表現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著作中，在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策略中也都有大量的實踐。由於他們所從事的事業是一種前仆後繼的，所以他們的哲學思想也必然是一脈相承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就是貫穿於他們哲學思想中的主線。

    一、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毛澤東哲學思想

    （一）李達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開創性貢獻

    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之一——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李達，畢生致力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並對中國實際進行了深入的考察，在20世紀的近半個世紀中，他通過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再闡釋再創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作出了重大貢獻。李達雖然沒有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科學概念，但他最早在文章中論及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基本內涵和思想實質。1923年5月他在《馬克思學說與中國》一文中指出，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並沒有為中國共產黨籌劃在中國如何進行革命運動的方案，“中國可以應用馬克思學說改造社會”，要以“唯物辯證法來考察中國的出路”。李達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就開始了走向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和中國的實際和現實進行結合的一條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新道路。

    “考慮中國社會問題的特殊性”李達在麵對大革命失敗以後，整個中國的革命都陷入了深深的低潮時，就提出了如何看待中國社會的性質，以及對於中國革命道路的馬克思主義探討和尋求我國的革命道路的呼喊。他認為我們必須對於整個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狀況作出正確的認識。他通過分析和研究作出了以下結論：“中國革命的目的是在於解決大多數人民的生活問題，而解決大多數人民的生活問題的方法，就在於發展產業。”“要發展中國產業，必須打倒帝國主義的侵略，廓清封建勢力和封建製度，樹立民眾的政權，發展國家資本，解決土地問題。”李達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就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的聯係中探尋著中國的出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研究過程中，他注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情況的結合，對於中國革命道路的一係列問題作出了相當深入和具體的思考，這是李達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一個重要貢獻。

    （二）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貢獻

    毛澤東為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所做的貢獻，是他在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所作出的實踐考察。其主要貢獻是：

    1.強調理論聯係實際，走自己的路。他一再強調“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隻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我們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回答“是什麽”、“不是什麽”、“怎樣做”、“不怎樣做”等一係列根本性問題，找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革命和建設的道路來。

    2.堅持唯物主義辯證法。他認為，對立統一是唯物辯證法的根本核心，矛盾是一切事物發展的動力；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比研究矛盾的普遍性更具有實踐意義，不同矛盾隻能用不同的方法加以解決；要善於抓住並集中力量解決主要矛盾，同時也不能忽視其他矛盾。

    3.堅持意識反映論作用。人的正確思想隻能來源於實踐，並且在實踐中接受檢驗和發展。提出“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循環往複，以至無窮”這個人類認識的總公式，因為這既是“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的過程，也是從必然王國邁向自由王國的過程。

    4.發揮意識的能動作用，為達到目的先創造條件。如果不能發揮主觀能動性，就無法做到實事求是；利用規律，就是通過創造使規律發揮作用的條件。使規律按人們要求的方向和途徑去發揮作用。

    5.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堅定不移地走群眾路線。“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共產黨的最高宗旨，必須把“一切為廣大人民群眾，一切依靠人民群眾”作為共產黨的工作路線。把“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當做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黨的十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也指出，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就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這三點實際上也就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所作出的最大貢獻。

    （三）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經典——《實踐論》和《矛盾論》

    毛澤東在實踐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過程中，不僅忠實於馬克思主義哲學原本，而且立足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將馬克思主義哲學具體化為科學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指導方法，為極大地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作出了創造性的貢獻。《實踐論》、《矛盾論》、《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就成為其中的最重要範本。

    1.《實踐論》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發展

    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是馬克思、恩格斯在費爾巴哈唯物論的基礎上把實踐的觀點引入認識論，把辯證法應用於反映論而創立的。“實踐第一”是其基本觀點，也是辯證發展的核心。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建立在西方文明基礎之上，根植於歐洲傳統文化的土壤中。必須找到它與中國傳統哲學的相通之處，賦予它以中華民族的形式，才能使其在中國文化土壤裏生根、開花、結果。而中國傳統哲學，無論是唯物論還是唯心論，都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注重習行踐履，二是強調主觀能動作用的發揮。這兩點同馬克思主義實踐觀和認識論有著根本的相通之處。

    毛澤東的《實踐論》把馬克思主義實踐觀和認識的辯證發展理論同中國哲學中重習行踐履和強調主觀能動作用的思想結合起來，創立了以科學的社會實踐為基礎的“現代知行合一論”，賦予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以中華民族的形式，為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在中國的發展找到了新的生長點，增添了新的內容：

    第一，係統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關於“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的思想。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也是人的認識發展的基本來源。人的社會實踐有多種形式，除了生產活動以外，還有階級鬥爭、政治生活、科學和藝術活動。總之，社會實際生活的一切領域都是社會的人所參與的，屬於社會實踐範疇。其中，最主要的實踐形式是物質生產、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由於人類社會的生產活動是不斷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因此，人們的認識也是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不斷由淺入深，由片麵到全麵。社會實踐不僅是認識的來源和基礎，而且是檢驗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隻有在社會實踐的過程中人們達到了思想中所預期的結果，認識才能得到證實。因此，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實踐提高到第一位，認識離開了實踐也就失去了作為認識本身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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