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充分論證和豐富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實踐論》用“知行關係”說明“認識和實踐的關係”。這不僅把中國傳統哲學關於知行關係的長期爭論提到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高度加以總結和概括，而且使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更容易為中國人所理解和接受。《實踐論》引用民間諺語從正反兩方麵論證實踐對於認識的重要意義。毛澤東舉例說，“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在中國古代隻是一句空話，在技術發達的現代得以實現，就因為有人在他們的實踐中取得了“知”，經過文字和技術傳達到“秀才”之手，秀才才間接“知天下事”，而真正親知的是天下實踐著的人。他最欣賞中國的一句老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認為“這句話對於人們的實踐是真理，對於認識論也是真理”。

    第三，結合中國革命實踐，對認識與實踐的關係、認識和發展的辯證運動作出全麵、係統、深入的論述，概括和揭示了人類認識活動的過程和規律。其中關於“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隻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關於“隻有感覺的材料十分豐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於實際（不是錯覺），才能根據這樣的材料造出正確的概念和論理來”；關於“人們原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毫無改變地實現出來的事，是很少的”，“許多時候須反複失敗過多次，才能糾正錯誤的認識，才能達到於和客觀過程的規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夠變主觀的東西為客觀的東西，即在實踐中得到預想的結果”等精辟論述，都是中國革命實踐經驗的理論概括。

    2.《矛盾論》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發展

    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是唯物主義的辯證法，是世界普遍聯係和發展的學說。是由馬克思、恩格斯綜合人類認識的積極成果，批判地吸取黑格爾辯證法的合理成分所創立的。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就是對立統一規律，對立統一規律的關鍵問題是同一性和鬥爭性的關係。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植根於西方文化傳統。把這種辯證法引到中國，就需要找到它與中國傳統哲學的相通之處。中華民族是一個富於辯證思維的民族，樸素直觀的辯證法觀念在中國的發展，無論就其曆史的悠久性還是就其觀念本身發展的成熟性來說，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其基本觀點表現在陰陽學說與和諧統一思想。陰陽學說不但初步闡明了對立統一規律在事物發展中的核心作用，而且也使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具有簡單的二分法鮮明特點，無論是“兩點論”還是“兵家辯證法”，都是這種樸素辯證法思維模式的產物。這種陰陽學說的傳統和對立麵的簡易二分法思維模式，盡管與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不具有必然的同構關係，但由於兩者的基本著眼點都在矛盾雙方的相互關係上，因此比較容易產生思想上的契合。但中國傳統辯證法雖然承認和諧與衝突共同推動事物的發展，但絕大多數思想家認為，整個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起始狀態和終極目的都是和諧統一，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都傾向於強調矛盾的同一性。

    毛澤東的《矛盾論》把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和中國傳統哲學的陰陽學說、和諧統一思想結合起來，建構了一個以對立統一規律為核心，以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為展開，以矛盾的同一性和鬥爭性為基礎的辯證法體係，賦予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以中國陰陽學說和中華和合文化的形式產生出具有中西特色的新形態——“中西合璧的矛盾辯證法”，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在中國的發展作出了創造性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係統闡述了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即對立統一法則。構成了一個關於矛盾學說的完整理論體係，其重點是關於矛盾的特殊問題。它以一半的篇幅著重說明了矛盾的特殊性。毛澤東指出，各種物質運動形式的矛盾都有其特殊性。這是世界上諸種事物之所以千差萬別的內在原因。除此之外，每一物質運動形式的不同發展階段，每一發展階段上矛盾的不同方麵，也有其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方麵屬於矛盾特殊性問題的兩種不同情形。在《矛盾論》中，毛澤東除了闡述多層次多方麵地研究矛盾特殊性的具體方法，還說明了不同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如抓住主要矛盾使一切問題迎刃而解的工作方法，共產黨必須依靠自己政治路線的正確和組織的鞏固，將革命引向勝利的領導方法。這些方法的提出使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抽象原理真正轉化為廣大群眾易於接受的思想武器。

    第二，吸收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精華，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在《矛盾論》中毛澤東指出，所謂形而上學，中國古代亦稱玄學，“天不變，道亦不變”就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思想。與此同時，中國古代也有豐富的辯證法思想。如，“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兼聽則明，偏聽則暗”，都是說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片麵性和表麵性。《水滸傳》有很多唯物辯證法的事例，其中宋江三打祝家莊就是最好的一個。中國有些成語如“相反相成”，是辯證法的；“新陳代謝”則是宇宙間普遍的永遠不可抵抗的規律。“世界上總是這樣以新的代替舊的，總是這樣新陳代謝、除舊布新或推陳出新的。”這些為中國人所喜聞樂見的諺語、典故、成語的穿插運用，就充實和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使之帶有濃厚的中華民族特有的色彩。

    第三，結合中國革命的具體特點，論證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毛澤東對矛盾的特殊性作出了多層次多方麵的具體分析，把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概括為關於事物矛盾問題的精髓，對矛盾的不同方麵，特別是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麵和非主要矛盾方麵的互相轉化給予係統的論證，這與中國革命本身所具有的極大特殊性和異常複雜性是分不開的。

    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有許多矛盾。這些矛盾不但各有其特殊性，而且每一矛盾的兩方麵又各有其特點，情況是非常複雜的。不僅如此，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從辛亥革命開始經過若幹特殊複雜階段，其中資產階級領導時期和無產階級領導時期革命的根本麵貌是不同的。20多年間經曆的幾個發展階段又包含矛盾的激化和緩和，有些矛盾暫時得以解決，而有的矛盾又重新爆發等特殊情況。此外還有國共兩黨在不同階段的不同表現，以及二者之間統一戰線的建立、破裂、到再建立的複雜局麵。毫無疑問，研究這些特殊性，抓住和解決其中的主要矛盾就成為製定正確的戰略方案和方針、政策的最重要方法。《矛盾論》正是中國革命中解決現實矛盾的最根本理論形態。

    二、鄧小平理論：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第二次曆史飛躍

    當中國革命取得勝利轉入社會主義建設的軌道上時，由於中國自身所具有的實踐條件的局限，對“什麽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等建設的基本問題沒有根本搞清楚，導致了社會主義建設嚴重受挫。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領導者，總結建國以來正反兩方麵的經驗，不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圍繞著“什麽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核心問題，在實踐中大膽探索，在理論上不斷創新，把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提高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開創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局麵，形成了以鄧小平理論為核心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第二次曆史飛躍。鄧小平沒有獨立的哲學著作，其哲學思想主要體現在他不同的講話和談話中。

    （一）鄧小平哲學思想的時代性

    鄧小平哲學思想的時代性，突出表現在他及時、準確、科學地解決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的一係列新問題的實踐中。

    首先，鄧小平恢複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中國建設麵臨著向何處去的重大曆史抉擇。在這個重大的曆史關頭，鄧小平以極大的政治和理論勇氣，衝破了“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從思想路線上進行撥亂反正，明確了“‘兩個凡是’不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支持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指出：“通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兩個凡是的爭論，已經比較明確地解決了我們的思想路線問題，重新恢複和發展了毛澤東同誌倡導的實事求是、理論聯係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根據鄧小平的提議，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製定正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提供了最銳利的思想武器。

    其次，鄧小平率先提出了現代國內、國際社會的主要矛盾。鄧小平從哲學的高度對現代國內和國際社會的演變趨向加以把握，指出：“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對中國現時代主要矛盾進行分析和解決，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規定了當代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方向。鄧小平多次強調指出：“國際上有兩個問題非常突出，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南北問題，還有其他許多問題，但沒有這兩個問題帶有全球性、戰略性和關係全局的意義。”我國正處於以和平與發展為主旋律的當今世界上，必須以維護和平、促進發展為己任，使改革開放成為標誌中國時代特征的主要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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