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向清政府捐輸和借貸至少還能得到一些頂子和虛銜作安慰的話，那麽繁重的課稅使晉商不得不遭受損失。然而，令晉商頭疼的事還不止於此，地方官吏的勒索也在窒息著晉商的生機。在地方官吏看來，腰纏萬貫而地位很低的商人是他們搜刮致富的最佳對象。時至晚清，吏治腐敗，官吏爪牙的盤剝勒索更是明目張膽。對於上麵攤捐的銀兩，地方官吏更是大肆增加，以謀私利，所謂“上獵其一，下攘其十”。商人們的心中希望的是“架滿聖賢書，門少吏胥扣”。
晉商，尤其是後期的票商對清朝政府依附過重，他們熱衷於從官府中得到商機，票商們實在太滿足清政府給予的特權了，以致一些票莊和清廷大員們幾乎是建立了一種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關係。這樣，當清政府倒台時，晉商票號必然受到牽連。清末，山西票號的主要業務也轉向了匯兌和墊借公款，他們對普通商人和百姓的匯兌不屑一顧，甚至規定500兩以下概不辦理匯兌。由於公款不計利息或利息極低，晉商一方麵從官款匯兌業務中獲得了大量利潤，另一方麵也為政府或官員們墊匯、墊借了大量款項。據統計從1862-1893年30年間，票號共匯兌各省關款項81407520兩，平均每年匯兌2543985兩。同期他們也為廣東等省關墊匯公款達129998.03兩，占到它匯兌總額的15.97%，平均每年墊匯43332676兩，占每年匯兌公款總額的17.03%。甲午戰爭後，票號的贏利空前增加，但繁榮的背後且隱藏著衰敗的危機，他們貸出的款項也逐漸超過了存款，而且政府對票號的透支大幅度提高，官員們私人的貸款也大大增多。隨著貸款數額的增加，晉商的經營風險也越來越大。1911年12月，僅度支部欠京師各票號的款項達700餘萬兩。
清末，晉商的票號更深地介入朝廷的財政之中，要代戶部解繳稅款，為各省關借墊京、協餉，為政府籌借和匯兌抵還外債，承借、承匯商款，承辦四國借款還本付息等，山西票號實際上成了清政府的財政部。到了晚清時期，在清王朝一步步走向衰敗和滅亡的同時，晉商卻在更加深入地滲入清政府的各個部分，向清朝官員大量借款。山西商人始終依靠交結封建政府，為政府服務而興盛，但當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時，山西商人也必然禍及自身。清朝滅亡後，山西票號墊借的政府公款便無人承擔，各地政府的大量財政借款無法收回，放給京中王公大臣的款項很難清理。私人借款項或去職而逃避無蹤，或卸差而虧空尚多，各家的損失嚴重，約計都在百萬以外。如誌成信票號，庚子事變後，曾將資本運往南省放貸，但辛亥革命中運往南省的資金大多散失。而清政府提銀刻不容緩，結果賬麵上應收銀400萬兩，有應付銀200萬兩，但實際上已無法周轉，被迫倒閉，許多票號都因呆賬、壞賬、死賬而在擠兌潮中紛紛倒閉。民國初年，債權人大多在山西太穀、平遙、祁縣坐索欠款，財東因票號損失慘重，已無力償還，隻能賣房賣地，甚至逃匿他鄉，有的還淪為乞丐。
清末民初，山西票商多數血本無歸，紛紛倒賬歇業直至完全倒閉，在巨額的債務歸還中，山西商人們也落得家產蕩然無存，最終愴然退出商業舞台。 本章已閱讀完畢(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