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坐在龍椅上的皇帝常常向晉商要錢介休冀氏為晉中的八大商之一，冀氏在乾隆年間發跡，到十七世冀國定（字一齋）時，冀氏家業已相當可觀，資本金在300萬兩左右。冀氏一家道光初年時的典當雜貨鋪就有70多家，冀家在平遙的謙盛亨布莊，鹹豐年間改為票號，歸家族共有財產，另外在平遙還設了德昌票號，同時兼營布匹，其餘各店鋪仍以典當、雜貨為主。冀國定的商號，一半在南方，一半在北京與天津等地。冀國定生有五子，捐了二品、三品銜，封贈累及三世。太平軍突進湖南時，馬太夫人囑咐兒子們說：“此吾家報國之時也，時勢如此，守錢欲何為？”寄信各地分號，命令竭力捐輸助餉。僅冀氏一家，捐銀數十萬金，山西票商捐資報效的情形，大體可見一斑。

    可步入晚清，這出互相利用的好戲就不好演了。政府和官員還是需要大堆銀子的，可回報與付出的比例顛倒了過來。但是，晉商的捐輸卻沒有停止，反而一天比一天更多了。鴉片戰爭後，晉商捐輸白銀200萬兩。鹹豐年間太平天國席卷江南，驚惶失措而餉項匱乏的清廷便又向晉商伸手要錢了。據當時記載：自鹹豐二年（1852）二月起，至鹹豐三年（1853）正月止，紳商士民捐輸銀數，山西、陝西、四川三省最多。山西共計捐銀1595300餘兩。同治三年（1864），清政府用兵新疆，生意早已不好做的山西商人又大量捐輸。山西籍官員徐繼佘在《複陽曲三紳士書》中感歎說：“晉省前後捐輸五六次，捐輸逾千萬。”

    慈禧太後像以上隻是就幾筆捐輸而言，晉商到19世紀末到底捐輸了幾次，今天我們很難知道其中確切的數目，但毫無疑問的是總數應該不下五六千萬兩白銀。捐輸是一種短期完成的任務，必然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商業的運作，晉商縱然是富可敵國、做生意精明過人，也難以避開這種盤剝帶來的巨大負麵影響。更何況隨著清朝的衰敗，這種捐輸得到的好處卻越來越有限。晉商是清王朝的債主，而清王朝卻是一個窮困的欠債人。晚清財政極為困難，借債是政府應對困難的一個辦法，借債的重要對象就是那些腰纏萬貫的商人。晉商是海內首富，清政府向祁縣、太穀、平遙這些地方的商號、票號老板伸手借錢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無論多富的商民也是皇家的子民，朝廷還得了就還，還不了可以賞賜其他作為補償。當年左宗棠用兵新疆，餉項匱乏，伸手就向晉商借了863萬兩白銀。光緒二十年（1894）戶部拮據，又伸手向京師、漢口、廣東的山西票號借銀124萬兩。庚子年間，八國聯軍一口氣打進北京城，曾經不可一世的老佛爺慈禧帶著光緒皇帝倉皇逃出京城。一路上顛沛流離，狼狽不堪，到了山西境內才稍稍恢複了些體麵，那時老佛爺往喬家的大德通票號一坐，晉商立即就借給老佛爺大量的白銀，僅喬氏一家就拿出白銀40萬兩。

    借錢給官府是晉商深受中國傳統文化中忠君思想影響的結果，但除了忠君外，這裏還有拉關係賺大錢的商業考慮。晉商本來是深諳此道的，晉商是沾過不少的光，遺憾的是形勢在變，晉商從官府中能得到的甜頭少了，風險也在加大，往往可能是血本盡虧。票號的始祖日昌票號就由於放巨款給清皇室貴族，遇到辛亥革命，300萬巨款因清王朝倒台無法收回而迅速走向倒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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