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銀兩 墊款項 官累晉商
這些商人因為封建權利取得庇護而發財，又因承擔了過多的封建業務而深受其害。晉商和政府走得近，付出的代價就是：向政府捐納款項。政府表麵上是讓商人自願捐輸，實際上是政府攤派。政府把山西視為商賈之途，是財賦重要來源地。在清王朝為鞏固權利的一係列軍事行動中，都得到了晉商在財政上的大力支持。為了報效朝廷，晉商在曆次的平叛、“剿匪”用兵和防務、賑災等活動中，他們都踴躍向朝廷捐錢，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為佐四川的金川防務，太原等府州紳士孟贏等人共籌本錢110萬兩，並由郭繼傳等率夥商赴川辦軍需物資。乾隆年間，伊犁屯田，河東鹽商和長蘆鹽商捐輸銀20萬兩，以備屯餉。乾隆皇帝要駕臨五台山，河東鹽商進獻30萬兩。乾隆五十一年（1786），皇帝巡幸五台山，河東商人獻銀20萬兩。乾隆五十三年（1788），打壓台灣林爽文起義，河東鹽商和長蘆鹽商捐輸銀50萬兩。乾隆五十七年（1792），後藏用兵，他們又捐輸50萬兩。嘉慶年間川楚用兵，河東鹽商和長蘆商捐輸銀100萬兩。嘉慶五年（1800），山西捐輸有一縣攤派至10萬兩，勒令快速繳納，有沒能及時繳納的，甚至鎖到縣衙班房裏。山西巡撫當時說山西已經捐輸一百四五十萬兩，約可以得銀200萬兩。這種手段就連皇帝也擔心會激起民變。鹹豐二年至三年（1852-1853），一年中，山西商人就捐輸白銀近160萬兩，占全國捐輸總數224萬兩的71.4%。政府借山西商人“急公好義”之名，要求山西商人再行捐輸。鹹豐六年（1856）又捐輸白銀201萬兩。數年中，山西商人先後共捐輸白銀“數千萬”。鹹豐年間，山西捐銀占全國捐銀的37%，為全國捐輸之首。清代，晉商捐輸次數的頻繁、數額巨大已成為沉重的負擔。
山西五台山那個時候捐錢，晉商捐出的銀兩可以在擴展的貿易中成倍地收回來，這樣的買賣是越做越有賺頭的。而在清末，晉商捐助餉款次數多、數額高，返還的利益開始越來越少。當時的捐銀一種是用於軍事方麵，如雍正時，清兵出征西北，山西鹽商範氏一次捐輸銀44萬兩，一次捐輸262萬兩；另一種是恭迎皇帝巡視的，清朝皇帝經常去五台山，山西鹽商提供皇帝的賞銀。其他方麵，諸如修路築橋，祠廟義學、義行等。政府當時為籌措款項，派官員去各府州縣勸導捐輸，捐銀一萬、數萬至數十萬兩者，分別等差給賞。不願請獎者，給予借貸印帖，分年給還，分別建坊給匾。
清政府的信用在鴉片戰爭中受到了影響和打擊，由政府出麵向商人借貸，許以官職補償或過幾年還貸款，還可建坊立匾，昭示後人，這些都是手段，而急於籌餉是其最終的目的。鹹豐十年（1860）十二月十八日，日昌總號給漢口分號寫信時，提到“昨接成、重兩處來信，軍務甚是緊急，成都左近四麵賊匪擾亂不堪，兼之省城勒逼捐輸，以滯生意之家，實難存站。即著成（都）火速歸重（慶）號，暫行躲避。至重地一二百裏，亦是賊匪，攪亂人心，亦屬驚慌。如再不妥，亦要遷動”。信中所說“勒逼捐輸”，就是指政府無止境地向票號商人索取錢財，山西票商躲避不及，進退維穀。此時，政府有求於富商報效，與商人的關係隨即發生了一些微妙變化，政府對捐款的商人，不時以寬慰、嘉獎的話語進行鼓勵。此刻，政府方麵表現得更主動一些，商人與政府官員的關係借此機會也大大地前進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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