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國家稅收是影響商業活動的關鍵因素之一。在封建社會中，多如牛毛的商稅是隨著商人與官吏們的交情而彈縮。鹽業是晉商的龍頭產業，但鹽業也是常常被各級官吏當作借機生財的行業，因而鹽商便成為各級衙門搜刮的對象，既然當時的稅收是可變的、隨意的，由官老爺說了算，那麽商人必然會依附於官府，結交賄賂官員，減少繳稅的次數和數目，維護和增加自身的利益。在開中納糧過程中就有許多山西商人持著中央政府高級官員的書信，或者假冒達官貴人的家人獲取免稅特權或其他種種利益。另一方麵山西商人自己捐官銜躋身官場，甚至當皇商、官商來取得免稅權。因為同各級官吏的密切關係，山西票號從誕生起直到辛亥革命前就一直處於免稅狀態。
在官商結合盛行的年代，官僚依靠商人的財力支撐而討好上司，得以保官乃至升遷，商人則憑借官僚的權勢得到專利商品的厚利，二者互為利用。清末，當徽商胡雪岩討好左宗棠，從普通商人一躍成為紅頂商人，成為中國頭號官商時，祁縣喬家後代，“昌晉源”的財東在羨慕胡雪岩的同時製定了商戰中的奮鬥目標，他北上京城，極力攀上當時朝中的重臣曾國荃和左宗棠。晉商和徽商在尋求政治靠山方法不同的是，徽商是拉攏官府和敦促子弟讀書做官兩手並舉，以求萬全。而晉商子弟多繼承父輩家業，依然經商。清代山西省的優秀子弟大都去經商，中等以下才能的子弟才去讀書考科舉。因此，清代的晉商是通過與官員結成密切利益關係，尋求政治靠山。
協同慶是平遙縣十大票號之一。總號掌櫃劉雪齋派張治達到北京任分號經理。張治達有膽有識，善於交際。他在北京短短的一年內就結識了很多滿漢大員。一天，張治達在協同慶門口閑站，見有他認識的一個姓穆爾達旺的旗人從門口經過，麵帶憂色。張治達把穆讓進號裏，寒暄幾句後，就問穆不痛快的原因。
協同慶票號客房穆便說：“我今日打聽到福建省出一將軍缺（清朝東北三省及邊要駐防的將軍，隻準旗人擔任），必須有十萬兩白銀打點上頭的，才能出任，可我現在隻有四萬兩，還缺六萬兩。我到日昌、百川通兩家票號商量借錢的事，可是兩號執事人都說沒款，他兩家是有實力的票號，想來是掌櫃的擔心數目過大，恐有閃失，不肯應承，害我碰了個軟釘子。這差事有許多人盯著呢，我若這幾天湊不出銀子，就隻能眼睜睜看著別人搶去！老弟，你可有幫我的辦法？”
張馬上答說：“容緩三日，我和平遙老櫃電商後答複，一定給老哥一個答複。”張治達發電報請示劉雪齋，很快得到“照辦”的複電，於是張治達借給穆六萬兩白銀。
不幾日，穆將軍得到此官職，隨即告知張治達，電請平遙老櫃派兩名得力人員，帶上“協同慶”圖章，到福建隨他上任。穆將軍上任不久，就對官員們宣稱：“平遙協同慶票號資本雄厚，信用昭著，以後的公私款項，要盡量往協同慶票號存放。”協同慶這年因資金充裕，放貸業務相當紅火，獲得利潤自然增加。
穆將軍到任的第二年，便電召張治達到福建，說有要事相商。張治達請示平遙總號，總號同意準行，便到福建麵見穆將軍。
穆將軍對張治達說：“我現在已經撥定白銀50萬兩，你可以拿上這宗款項另開一座票號。新票號由你全權處理，賠賺我都不管。”
張治達立刻回答道：“我是協同慶夥友，東家待我恩重如山，我不能因為將軍看得起我、抬舉我，就想著另謀營業，忘了東家的好處。將軍如果看得起我張治達，看得起協同慶，不妨把這50萬兩白銀，浮存在協同慶，將軍對協同慶與我張治達的情誼得以兩全其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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