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將軍此時敬佩張治達的人品，差人叫出他的兩個兒子，拜張治達為義父，並囑咐：“以後要聽義父的話，和我的話沒有分別。”
從此，協同慶在金融界便得以大顯身手，同時張治達本人在票號中也身價百倍。
協同慶票號 近張之洞 左相宗棠
晚清重臣都曾與晉商有過或多或少的交往，這也包括後起之秀張之洞。張之洞因母喪守孝三年後，進京朝見皇帝，想謀取更高職位，但必須送禮打通軍機處大臣和掌握實權的官員等關節才行。張之洞為了借打點錢，到京後的第二天，便坐轎拜訪票號日昌。寒暄後即開口借銀十萬兩。日昌老板想：若不借，張之洞是官場上的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日後真謀得大官，豈不是趕走了財神爺？如果借，萬一他謀不得大官，如何還得起這筆錢？因此說話吞吞吐吐，沒爽快答複，張之洞看到這種情況便告辭而去。日昌鄰近還有幾家票號，張之洞為了顏麵，沒有進去，卻繞到另一個胡同，到了協同慶票號。協同慶老板很機靈，張之洞拜訪日昌時，已暗中派人探聽消息，得知日昌沒有借給張之洞，隨即想出了巧妙的辦法。張之洞來到協同慶，這位老板親自出迎，十分恭敬，張之洞剛說晚清重臣張之洞明自己的來意，老板滿口應許，並說：“十萬兩銀子算不得什麽，但大人不會一下子都用完，最好立一取銀折子，用多少，取多少，可以不限定具體的數目。大人意下如何？”老板這樣說，有自己的打算，協同慶在宮廷有關係，能探聽到最新的消息。如果張之洞花上三五萬，皇帝確有委派新職位的意思，那麽比十萬兩再多的也敢借給張之洞；如果花上三五萬，宮裏沒有什麽好消息，或者皇帝流露出不願重用的意思，那就不再繼續借給他了。張之洞哪裏知道這一奧秘，他一聽掌櫃的答應借給他錢，非常滿意，按掌櫃的意思立了一個取銀折子走了。銀子還沒有借到三萬兩，張之洞就被任命為兩廣總督了。張之洞任兩廣總督的消息傳出後，各票號都到他的住所賀喜。
協同慶老板搶先趕到，先祝賀張之洞。張之洞讓協同慶在兩廣設分號，並將此後兩廣的財糧國稅，完全給他們經手解交。據說，協同慶就因結交了張之洞，三四年間就賺了百十萬兩白銀。
自漢代抑商政策以來，規定商人不能穿綾羅綢緞的衣服，不能出仕做官，不能帶自己的武器，不能乘車騎馬，不能享有田宅權。此後，雖具體規定有所不同，但商人的地位始終處於底層。至明清之際，法律上依然歧視商人。如《明史·輿服》洪武十四年（1381）規定：“令農衣綢、紗、絹、布，商賈止衣絹、布。農家有一人為商者，亦不得衣綢、紗。”清初，顧炎武就說過，一旦從布衣成為生員，“則免於編氓之役，不受侵於裏胥；齒於衣冠，得於禮見官長，而無垂楚之辱。故今之願為生員者，非必慕其功名也，保身家而已。”
清代中葉以前，商人在法律上並沒有取得與自由民平等的地位。盡管他們能賺到萬貫家產，在吃穿用度上比一般農民要好，甚至比官員階層都強，但他們的社會地位很低。不僅在倫理道德上遭受貶斥，而且在法律、政治和社會生活中都遭受歧視。這種傳統“四”等級社會秩序，自西漢立到清初，2000餘年，一脈相承沒發生本質的變化。所謂“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有四民之業，謂之奸民。奸民不生，王道乃成”。這種情況，清代中期開始改變，特別是鴉片戰爭後，隨著外國重商風氣的衝擊，晚清重商主義的抬頭，太平天國的起義，清政府成為伸手要錢的主子，給手中握有錢財的商人洞開了進入上流社會的門戶。清末，晉商在賺錢後多花錢買個虛銜官職，票商以及其他行業的商人之所以競相解囊捐納，滲入紳士階層，固然與清政府強行勒捐有關，但也有出於對紳士社會地位的羨慕以及為著保護自身的經營活動，取得同官府打交道的有利資格而捐的。票商除由於1853年的這次捐輸使許多人具有官銜，使其與政府打交道增加方便。1862年的官款由山西票號運送京城，拉開了晉商與官府的再度緊密合作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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