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業如此長久持續的興旺，是因為重商崇商觀念在當地百姓中形成優勢，衝擊著輕商淡利的傳統觀念。進入晚清，山西商業達到鼎盛時期，重商風氣更是達到極致。光緒年間太原人劉大鵬無可奈何地感慨：“清雍正皇帝像近來吾鄉風氣大壞，視讀書甚輕，視為商甚重，才華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門為商，而讀書則寥寥無幾，甚且有既遊序，竟棄儒而就商者，……當此之時，為商者十八九，讀書者十一二。”
重商逐利之風成為山西的主流民風，經商致富被認為是光耀門庭的行為，而封建社會最受尊崇的士在山西人看來一文不值，許多讀書子弟也棄儒經商，趨之若鶩。人們認為自家的孩子培養的目標是，“好好寫字打算盤，將來長大住上茶票莊。”
山西人重商觀念強，商人是受人羨慕的職業，而腰纏萬貫的巨賈們在人們心中更享有崇高的威望。因而晉商曆來有一種優越感。他們的內心對“官”“儒”都有一種瞧不起的感覺，對於“農夫”更是不在話下了。長期以來，晉商以自己所從事的職業自傲。晉商坦坦蕩蕩經商，沒有任何心理負擔，他們是挺直了腰杆，揚眉吐氣地做商人。清代，山西人一般不願意為官，那是因為做官要擔當風險，薪俸又少，還要善於察言觀色，一不小心，就會得罪權貴，輕則丟官，重則殺頭甚至是株連宗族，成天提心吊膽，哪裏比得上商人？自己掙銀子，想怎麽花就怎麽花，不需看別人的臉色。況且商業利潤，日進鬥金，一般官員哪能比得上？清代歸化城將軍一年的薪俸1133兩，而大盛魁經理一個賬期可分紅1萬兩銀子。難怪山西人說，“家中有個票號郎，強過七品空堂皇。”清末，晉中民謠廣為流傳：“人養好兒子，隻要有三人，大子雷履泰，次子毛鴻翽，三子無出息，也是程大佩（他是日昌三掌櫃）。”程大佩在決定自己兒子出路時也說：“人生在世，歸根到底說的柴米油鹽，錢鋪不論物價漲落都有賺頭，是個鐵飯碗；至於中舉，就是中進士，也還是為了賺錢；當官的要發財，就要靠貪汙勒索百姓，但他們正常收入連個鋪號的普通掌櫃都不如。‘有兒開商店，強如做知縣’。在平遙縣有大錢的都是經商的生意人。清泮兒聰穎，學商是條有前途的路。”因此程大佩讓聰明的兒子程清泮去經商，後來程清泮果然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也當上了日昌票號經理。應當說，程大佩的這種看法代表了一般晉商的心態。
清末，山西商號中經理等人的紅利可以拿到數千兩，股東在賬期能分紅利數千兩甚至上萬兩，而相比之下，即使是當時的官員收入也相形見絀，光緒年間《壽陽縣誌》記載：雍正四年訂立一個七品縣令的年俸加上養廉銀每年不過1045兩。經商與做官兩相比較，經商的誘惑更大一些。雖然清代民謠有“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說法，當官可以利用職權貪贓枉法，受賄發財，但要冒很大風險，稍有閃失便鋃鐺入獄，罷官降職，甚至有殺身殃及親人的擔憂。兩相對比，經商的風險要小得多。
千裏經商當然十分艱難，拋別家人，漂泊千裏之外，有時音信全無，可一旦成功，就可以孝敬父母，報答養育之恩，可以幫助兄弟顧及手足之情，可以照顧妻兒養老，在親戚麵前也可以揚眉吐氣。清代，山西一般家庭大多將自己的孩子送到商號學習。不過這並不是說山西人不重視學習，山西人仍然重視對子弟的教育，他們多以學保商，為商業發展服務。他們尊師重教目的並不是為“學而優則仕”，晉商子弟教育圖而是為家族以後經商做生意培養人才。晉商是傳統“士、農、工、商”觀念的叛逆者，他們將商的地位抬高到第一位，並且在實踐中去實行。他們不願意做官，不追求功名，對於那些奔波在科舉仕途上的士子們，他們認為是誤入歧途，有一句諺語說：“秀才進字號——改邪歸正。”詼諧中有一種發自商人內心的高傲。當年渠氏家族的當家人渠源湞因不滿兒子渠本翹專心致誌追逐功名，執意放棄經商，竟然父子反目，將渠本翹逐出家門。渠本翹中舉之後回家祭祖，渠源湞在眾目睽睽之下跪倒在渠本翹的轎前，口稱：“小民渠源湞叩見舉人老爺。”父親給兒子下跪，這成為當時祁縣的一大奇聞。然而這個舉動中卻包含著多少父親對兒子不務“正業”的失望與憤懣，經商與入仕的對立在這對父子身上反映得淋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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