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商積累的雄厚資金，使得一些朝廷大員不僅將匯兌的重任交給票商，甚至向票商伸手借貸，這就更加鞏固了山西票商與清政府的合作關係，這裏最典型的是左宗棠向票商借款的事例。他在同治年間對西北用兵時，遇到的最大難題便是軍餉無從著落，情急之下隻得借款維持，左宗棠一方麵向外國洋行借款，另一方麵向國內商人求助，這其中主要是山西票商。向洋行借款由著名紅頂商人胡雪岩承辦，胡深受左宗棠的賞識，他從1867年4月到1881年5月，共借款1595萬兩，包括來自匯豐銀行、麗如銀行等有名的洋行。按照慣例，英法等國向外貸款利息為3.5厘，最高也不得超過4厘。洋行乘人之危給左宗棠的貸款利息要求名臣左是8厘以上，而胡雪岩一轉手，又把利息轉為1分5厘。相比之下，向山西票號借款就可靠便利得多。百川通票號的牌匾據統計，1866年11月到1888年1月共向上海、漢口、西安等地山西票商借款達880餘萬兩白銀。山西票商的貸款條件也非常優惠，可以不限銀數，不限年月歸還，利息也低於洋商，當然無論是向外國洋行借款還是票商貸款，匯兌的業務都由山西票商承擔。山西票號在同治年間進入一個迅速發展的時期，大批官款的匯兌為票商帶來源源不斷的豐厚利潤。
山西票商承擔匯兌公款勢不可擋，正是由於匯解官款的豐厚利潤使山西票號興旺發達，名滿天下。
甲午戰爭後，當時清政府全年財政收入尚不足8900萬兩，根本無法應付數額巨大的戰爭賠款。為籌還甲午賠款，政府被迫舉借外債，向俄、法、英、德4國借款3次，總計法郎、英鎊兩項折合白銀達3億兩之多，加上利息竟高達7億兩之多，而清政府實收的借款隻有2.6億兩。清政府以海關稅收為擔保，以蘇州、淞滬、九江、浙東貨厘及湖北、安徽等處的鹽厘作擔保。政府每年還本付息就需1200萬兩銀，加上清政府的其他還款開支，中央財政每年要拿出2000餘萬兩賠款。戶部隻得將每年所增開支，按省分攤，由各省自行籌款，不論鹽斤加價，還是地丁貨厘，必須按時將白銀匯至上海還債。
山西票號的匯兌業務陡增，票號包攬了各省債款匯兌的主要部分，但最終再匯至上海交付外國銀行。四川、雲南、廣東債款由協同慶辦理，廣西由百川通辦理，浙江由楊源豐、源豐潤辦理，安徽由合盛元辦理，江西由蔚盛長辦理，湖南由乾盛亨、協同慶、蔚泰厚、百川通辦理，陝西由協同慶辦理，福建由蔚泰厚、源豐潤辦理，河南由蔚盛長、新泰厚、日昌辦理，山西由合盛元、蔚盛長、日昌、協成乾辦理。蔚泰厚作為山西最大的一家票號，承擔一定數額的京餉匯兌業務。
《馬關條約》的巨額借款及其利息在歸還時，大多通過山西票商匯解。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時，清廷西逃。路過山西票商總號時，山西票商不僅完全滿足眾官員提取存款的要求，而且積極籌措銀兩，供逃亡的朝廷使用。山西票商在患難之中的竭誠盡忠深深感動了政府，為自己贏得了政治本錢，票號也成為無可非議的官款匯兌承辦處。隨後的庚子賠款數額龐大，各省攤派的賠款由山西票號匯兌交給各國銀行。因為外國洋行大多匯集上海，所以在上海的山西票號分莊的營業最為繁忙。據統計，僅1906年一年，山西票號經辦的匯往上海的對外借款及賠款數額達1700餘萬兩。大筆的款項給山西票商帶來不同尋常的豐厚利潤。至此，山西票號已成為清政府財政管理中必不可少的環節，山西票商長期從事於官款及商款的匯兌、存貸，其贏利是極其驚人的。據蔚豐厚票號西安分莊趙永深回憶說：“票號共設分號二十莊，專營匯兌存款放款貼現及信托等事，無他附業。初創時，每年獲利除開支外餘三五千兩銀。光緒年間，每年獲利20萬兩銀左右。四年結算，每股分紅利萬兩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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