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曆五年正月，範仲淹卷裹著恐懼和遺憾，憂心忡忡地離開東京，改革者交出了參知政事的印綬，帝國失去了一位無雙國士。這時，“有些人”在額手相慶中鬆了一口氣；因為新政隨著“另一些人”的離去也將漸行漸遠，一切似乎又恢複於平靜。
第二年，範仲淹登上嶽陽樓，與某些喜歡“平靜生活”的人不同，望著遠山長江，範仲淹竟得出一個“憂”字！遷客的抱負在冥想中找尋到了出路：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耶？”“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為實現理想，範仲淹付出了代價。但他堅信，環境的變化和個人的得失其實無足輕重。麵對今後的人生，報國有為的初衷不能因為一時的困頓嘎然而止；而我們的帝國還遠沒有達到能夠讓人“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地步。所以，“憂”仍是，而且應該更加是今後生活的主體內容。
然而，就在完成這千古名篇後僅六個年頭，範仲淹就離開了人間。關於範仲淹在這段不算太短又未免不長的時間裏，史書似乎並沒有用多少篇幅來記載。但我總感到，範仲淹“憂”得艱苦，“憂”得悲傷，“憂”得無助。如果在他“憂”的世界裏，隻有對家國前途的惆悵，而沒有圖治敗筆的反思，那麽“憂”或許更像是一把雙刃劍，使他的生命在看不見希望的沙漠中被漸漸摧折。
“吾誰與歸”是《嶽陽樓記》最後的絕唱。這既是對“憂”的一種肯定，暗示著範仲淹排遣痛苦的願望，同時也是對過去歲月的懷念。在夙興夜寐的日子裏，範仲淹的身邊也的確有著那麽“一些人”，勤奮、憂慎、才華、崇高正是這群人的標誌。在向仁宗條陳十事中，整頓吏治便十有其七。範仲淹的理想就是讓“眾正盈朝”，到處都是清官廉吏。在翻閱各“路”高級官員名冊時，範仲淹竟將自以為庸碌貪濁之人一筆勾消。同事富弼不安地疑問：“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希文自信地回應：“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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