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東漢時期，著名思想家王充已頗具雄辯地論證了曾皙的回答其實就是在闡述求雨祭祀的曆程，但如果能合理解釋“五六、七八”之約數對祭祀的不嚴肅性，其立場或會更能站住腳跟。然而，這並不妨礙“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傳神地反映出了群體的價值認同，進而通過此反映出整個社會的信仰狀況。在風浴歌詠的情懷中，決看不到王霸的狎氣，卻有一種心靈的安寧。曾皙的理想品味之所以高，正在於它已上升到個體對社會改造後反作用於個體的層麵。
以此觀之，曾皙之說確也體現了孔子的諸多思想。子曰：“裏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又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裏，行乎哉？”可見，孔子關心忠信的倫理道德是否伸張，卻不在乎蠻邦還是州裏的地緣關係，斯足可證明孔子周遊列國謀求見用隻是其手段而非目的，“裏仁”才是孔子真正的理想。“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願景圖式為“裏仁”之內涵作了形象地腳注。
此外，孔子支持曾皙，還在於對理想艱難的態度上。
《論語·憲問》中有這樣一段對話：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孔子的一生就是追求理想，尋求精神家園的一生；無論遭到何種挫折他都不曾動搖決心，其精神品質中深深透露出一種“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大勇和悲壯。這與學生們“量力而行”的回答形成了巨大反差。後文的“喟然而談”，實乃孔子自嘲。當他看見“曲雖高而和者寡”不僅適用於外人，連自己的學生也並非心心相印，老師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其潛台詞試作為：“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論語·憲問》）或許更加直白！
最後，杏壇問誌業已結束，但孔子循循善誘的教導卻仍在延伸。先前表現出色的曾皙獨自在後，向夫子發問：“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作為一個業已被表揚的學生，卻進一步詢問老師對其他學生的評價，可見曾皙小有心得，但浮躁自滿卻已在暗暗作祟，試圖謀求更多的光榮。於是，孔子把回答的主題集中在謙虛的品質上；先是輕描淡寫地說：“亦各言其誌也已矣！”，為曾皙問誌“在言不在行”定下基調；然後一麵說清哂笑的理由，明確子路的錯誤在“不讓”而非全部；一麵卻對冉有、公西華的評價進行了表揚式的否定，意在肯定他們的謙虛，映射曾皙。所謂“非邦也與”的反問，其實是辯證地強調，理想明確的基礎上手段與途徑也十分重要。心、智兩方麵的規勸，曾皙這位家嚴楷模可通點化否？
時間已過兩千多年，至聖先哲的教誨如在耳畔，以“裏仁為美”者更是不乏其人。我們總是不遺餘力地在謳歌讚頌先哲胸懷天下的大公無私，卻未曾充分關照一切從心靈出發的人性本質。拋開公與私的情感色彩，“私之情”卻是“公之誌”的真正內源動力。我們的時代如果有許多挫折和不解，或許首先是因為我們對自己研究得太少，對人性認識得不夠。
或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曰：“裏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微斯人，吾誰與歸？” 本章已閱讀完畢(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